科学与伦理问题也是一直纠缠于心理学研究之中，别的不说，我们的那么多次的问卷调查就没有经过咨询过被调查者是否认可和同意。与心理学科一样，当前一些有关儿童生理、行为的科研活动由于难以寻得合适的试验儿童，研究人员纷纷选择自己的亲生儿女作为调查对象。 支持者认为，这节省了研究经费、避免了纠纷。而反对者则怀疑这样做可能影响结果的客观性，伤害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甚至危及儿童健康。本文转自网易探索频道，作者：彭梦瑶。——www.xlxcn.net

   神经科学教授帕万·辛哈给刚出生的儿子头上戴了一个摄像头，随时记录孩子眼里所见的东西。

孩子成试验品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教授帕万·辛哈刚刚喜得贵子。辛哈说，他对于儿子的出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研究他，并用他做试验了”。《纽约时报》报道，现在，辛哈给儿子头上戴了一个摄像头，随时记录孩子眼里所见的东西。

同辛哈一样，许多科研人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自己的孩子作为试验对象。同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德布·罗伊在家中各处布下１１个摄像头、１４个麦克风，记录下他儿子３岁前清醒时间７０％的活动，积攒了２５万小时的音像资料，以研究人类语言学习的过程。

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阿瑟·托加为研究大脑发育变化，定期对他３个孩子的脑部进行核磁共振扫描。

宾夕法尼亚大学儿童媒体实验室负责人德博拉·林巴克让自己的４名子女参加了媒体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试验。

范德比尔特医学院的斯蒂芬·卡马拉塔的全部７名子女则都参与到他的学习与语言障碍研究中。

这些试验项目中许多被认为是无害的，但也有一些可能会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而科研人员纷纷拿亲生骨肉“开刀”并非没有道理。林巴克说：“你需要试验对象，但这很难找到。”

威胁身体健康？

历史上曾有一些著名的试验就是由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做成的，但当时的做法换做现在可能会因有悖伦理而不能实施。

比如约纳斯·索尔克就是在给他的孩子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后才成功研制出这种造福人类的疫苗。

托加说，许多非专业人士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给孩子做脑部核磁共振，他们会说：“为什么父母会把孩子置于核磁共振的风险下？你应当为此感到羞愧。”

但托加说，核磁共振并非某些人想像的那般危险。“我只是照张相。没人比我更爱我的孩子。我怎么会做伤害他们的事情？”

让自己３个孩子参加认知科学试验的科学家热代翁·迪克说：“如果他们是你孩子，你想问他们问题就可以问他们问题。但如果要让孩子参加药物试验，那就是另一回事。”

担心家庭关系

也有人认为，用子女做试验可能影响父母与下一代的关系，更可能损害试验结果的客观性。

费城儿童医院研究公正性中心负责人罗伯特·尼尔森说：“父母的角色是保护孩子。当父母摇身一变成为调查者，那便可能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并最终以无法预见的方式破坏家长与孩子间的关系。”

林巴克对此颇有同感，在向孩子提问的过程中，“我不希望让他们感觉不舒服，好像我是在窥探他们的隐私。当你既是研究者又是父母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处于一个不公平的位置”。

此外，身为父母的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总是本能地希望孩子表现良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引导试验结果。而一些孩子因为长期参与试验而对试验的“套路”过于熟稔，使结果不能充分反映事实。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彭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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