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罐子破摔”的孩子之外，“叛逆”类型的学生也常常让教育工作者头疼，具体来说，所谓“叛逆”的学生常常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不听话，教师说东，他偏偏向西，你说不准染发，他专门在额头染一撮，你说不准留长指甲，她偏偏留一只，你说不准将mp3带到教师，他（她）专门买一个更先进的mp4进教室……总之，他们处处跟成人对着干，还总愿意给老师挑毛病，有的时候明显强词夺理，但就是不停人劝。这样的孩子，如何应对呢？他们为什么要跟大人对着干呢？他们难道不知道，教师、家长都是为他们好吗？
其实，在成人应对这些难搞的叛逆少年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人的叛逆有其令人欣喜之处，这亦可能是一个人成熟的必经之路。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最关键的是能够独立去认识和应对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们教育的重要任务。孩子发育到一定阶段，受自然成长定律的安排，一定要学会独立，也自然从身心深处产生出独立的需要。那么，什么叫独立，怎样才能标志自己独立呢？很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换言之，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独立思考的人；所以，青少年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表现出一些想法与成人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青少年心理表现中的“认知独立性”。但是，有些少年学生，为了表明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的需要”，偏偏的、故意的表现出和成人世界的不同，有的时候就成了“叛逆”了。
因此，从心理发展上说，叛逆心理其实源自青少年认知独立性的发展。一个叛逆的少年，首先应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因为只有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产生独立性的需要，只有聪明的孩子，才能发现成人世界的不足，对成人世界产生批判，进而表现出叛逆。反之，一个一直没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一个始终听话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智商发展不高的孩子；也更可能在未来的独立求生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他（她）可能成长为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嫁不出去的女人。
专栏：为什么她们喜欢李宇春
她们是谁？她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玉米。意思是超级女声李宇春的fans。“玉米”由什么人构成？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个人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性是一群15～20左右的年轻女孩子构成。为什么是她们，为什么她们喜欢李宇春这样一个歌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其一，李宇春代表着一种叛逆精神，这对于无数中学生左右的女孩子而言，无疑具有一种替代满足的功能。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于一个忙忙碌碌、整天活在家长和教师的催促下的女学生而言，李宇春不是因为刻苦学习，不是因为考大学，找好工作获得的成功，她仅仅因为爱好唱歌如此简单的事而一夜成名，这样的经历让多少青春期的女孩子心生羡慕。她那不必面对学习的潇洒，那略带叛逆、漫不经心笑容是如此迷人，这是每一个生长在校园压力之下女孩子的心中梦想。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体验是不开心的，而李宇春的出现，给她们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即使不学习，唱歌也一样获得成功！
其二，李宇春所代表的一种中性形象，潜意识中满足了女孩子们对异性的渴望。和别的超女不同，作为女性的李宇春，并不是以一个清纯乖乖女的形象出现的，她是一个略带男生气质的女生。可以说，更多的时候，她是以一种模糊了性别界限的形象出现的明星。这种非男非女的中性的清纯气质，恰好可以满足一下玉米们对于异性的朦胧情感。喜欢李宇春的女学生们，多处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在中国这种传统社会的影响下，喜欢一个赤裸裸的肌肉男，比如施瓦辛格，那样做的话似乎“性”的意味太浓，她们内心深处也不好意思，况且女性在这个时候，关于两性关系，更多想到的是喜欢和爱，而不是肉体上的性。所以，流行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女生们的偶像，中性装扮的明星们有时候更受欢迎，他（她）们象异性，但又没有“性”。这样一来，那些象女生的男生，或者象男生的女生就会更受到她们的欢迎了。比如，早些年前的林志颖，比如，现在的李宇春。
其三，“玉米”们喜欢李宇春，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是成人世界不大喜欢李宇春。对于李宇春，家长们、老师们也喜欢并不多，许多成年人也总是感叹，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歌手。其实他们不明白，他们的这种态度，恰恰构成了年轻人喜欢李宇春的理由。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凡是都听家长老师的话，是不长大、不成熟的标志。在这个时期，他们一定要做一些成年人反对的事，才能表达出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表明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做成人世界不允许的事，那样才会更有意思，这样一来，你越反对，我就越喜欢。其实，每一代人，都会对自己的下一代有不满；而每一代人，都是经历了对上一代人反对而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那些喜欢李宇春的孩子们也是一样。

每一代人，因为反抗主流的价值观念而成长，人类社会，也因为年轻人的不满意而在进步。其实，你看看如今的青少年，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想叛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还记得电影《红衣少女》吗？改革开放之处，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足以让人侧目了；但今天呢，即使你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所以，今天的青少年，即使想独立，想叛逆，想跟成人世界对着干，也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古怪想法才可能达到了。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理解青少年独立成长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一极端，演变成“叛逆”，专门跟成人对着干，那么就令人头疼了，也有的青少年只为叛逆而叛逆，进而误入人生的歧途，就需要我们适时地教育干预一下了。
那么，如何去应对这些所谓的“叛逆”学生呢？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谈到的如何对付“破罐子破摔”的学生吗？虽然两类学生的表现有所差异，但对付的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赞美和认可，表达出你对他（她）的理解。
叛逆学生什么表现？不就是处处跟你对着干吗？什么时候他（她）会满足，不就是不听你话，把你气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吗？那我们的策略很清楚：你跟我对着干，我不接你这一招。你故意出新搞怪，我偏偏不为所动，不因此生气，相反，我理解你、认可你、尊重你的这些与成人世界格格不入的言行，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莎翁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几乎人尽皆知：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但由于双方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极力阻碍。但压迫并没有使他们分手，反而使他们爱得更深，直到殉情。心理学把这种爱情中的人儿“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现象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即，就是当出现干扰恋爱双方爱情关系的外在力量时，恋爱双方的情感反而会加强，恋爱关系也因此更加牢固。对青少年而言，他们的许多叛逆表现，恰恰和“罗密欧与茱丽叶效应”相关。其实不仅青少年，不仅爱情这样，人性本身就如此，越是禁忌的东西，我们便越发地想尝试一下。比如，“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古代读书人生活中的一件快事。现代人也这样，互联网这么发达，成年人也许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色情书籍，但哪一部影响最大？《少女之心》。为什么，不仅因为当年手抄本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被禁止得太有名了。
对于那些叛逆的少年来说，他们之所以去做某些事，本来并不一定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有人禁止他们去做。如果一个叛逆的学生觉得自己的想法、做法没有引起成人的更多关注和反对，人们表现出理解和认可，那么做起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叛逆的问题可能也因此而解决了。
许多人很喜欢看《家有儿女》这部电视系列剧，其中有一集的故事很有意思。某天王巨星要来本城市进行演出，这个明星是刘星和晓雪的偶像，这样的人物到自己的城市来了，他们一定想要去现场为自己的偶像呐喊助威了。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爸爸夏东海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给他们买了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不过，爸爸对姐弟两人去演唱会不放心，便多搞了一张票，他要和孩子们一起去看看天王巨星。所以，三个人幸福地唱着、跳着出发了。
演唱会的具体情形未知，出发之后的下一个镜头是刘星和晓雪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而爸爸夏东海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的样子。为什么去看自己的偶像，回到家却是这个样子呢？刘星忍不住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本来是去看自己的偶像，可一到现场，刘星和晓雪还没有兴奋起来呢，爸爸却表现得比谁都高兴，大喊大叫的样子吸引了许多人，搞得两个人很没有面子，一点也没有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欢愉，所以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为什么看到了自己的偶像却不觉得兴奋？这其中的心理原因在于，青少年之所以喜欢偶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偶像的离经叛道让他们有替代满足之感，有属于自己的偶像也是个体独立的一个体现。但是，在《家有儿女》这一剧集的情结中，刘星和晓雪所喜欢的偶像遭到了爸爸夏东海的认同，这样一来，由崇拜偶像所带来的个体独立需求得不到体现了，而且爸爸的表现也让孩子们怀疑自己：爸爸如此兴奋，我们怎么和爸爸喜欢一样的偶像，我们的欣赏水准这么土吗？真没意思。
关于“他们为什么喜欢李宇春”的小文写于两年前，那个时候正是许多家长觉得李宇春“不男不女”的时候，也是孩子们为偶像疯狂的时候。今天，更多的成年人认可了李宇春的努力和成长，而今天喜欢李宇春的那些孩子，也变得更为理性了，他们不再因为老师、家长们的反对而喜欢李宇春，他们仅仅是喜欢李宇春这样一个人。
对付那些叛逆孩子的关键，他（她）跟你对着干，你不能跟他（她）对着干。
更多《教师心理学》内容，见这里

《东方企业家》的邹记者采访今晚电话采访我，要我谈谈企业家慈善捐助的一些事，谈完之后，补记一点。

为什么企业家要做慈善？
生活中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家随着企业越来越大，钱越来越多，另一种兴趣——对慈善事业的热心也在迅速增长，比如，比尔·盖茨近期就“不务正业”地呼吁美国企业家捐助一般的家产给慈善事业，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心理学研究发现，就一个个体而言，金钱与快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而类似于一种抛物线，简言之，金钱是能给人带来欢乐，但这往往在赚钱的初始阶段，比如说，在你刚刚赚钱的时候，金钱的获得能给你的快乐水平提升很多，但随着金钱的越来越多，金钱的累积对快乐的影响将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没有什么促进作用了，因此，对于那些企业家而言，一开始闷头赚钱会导致心生欢喜，但到一定阶段，当金钱不是问题的时候，金钱也很难给自己带来快乐了。
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的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相对于赚钱而言，给别人花钱反倒更能促进自己的快乐水平，因此，对于那些从追求金钱到追求幸福的企业家而言，从企业家到慈善家是他们最终的宿命。
做慈善的人都是“达则兼济天下”吗？
中国有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能否概括做慈善的心理？当然不能。正如很多事情的产生有许多原因一样，做慈善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支撑而走向慈善的；但是，也有的人是因为名利的需要而进行慈善捐助的，甚至有的人也会因为“原先赚的黑钱太多”，现在以一种赎罪的心态来做慈善的，等等。甚至心理学上还有一种观点，人们之所以做善事，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原因，做善事者，都是为了在物质，或者心灵上得到了好处，有时候我开玩笑地说，做善事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去寻找一个比你更倒霉的人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你经过社会比较，心灵上得到慰藉，更感慨自己的幸福人生，如此而已。但是，即使行善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有的难以启齿，但在慈善这件事上，应该不重动机，只看结果，不管企业家是因为什么理由做了善事，只要是他做的事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了好处，都是好事，都值得肯定和学习。
中西方慈善的原因有什么不同？
慈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当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比尔·盖茨等人将自己的绝大多数财产没有留给子孙，而是捐给了社会，这种行为也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有关系。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下，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即使是父母，也不希望自己决定或干扰子女的生活，所以，父母为子女攒钱，留更多的遗产观念没有东方重，这也会是西方企业家“裸捐”的重要原因。但在东方，虽然我们也有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的观念，但在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下，每个人是需要为他人，尤其是家人考虑的，当父母的要给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基本是每个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在捐助之前，至少要顾及家庭、子女的利益。
就中国人慈善行为而言，有两种有意思的特点：一是因果报应的观念，中国人做什么事讲究一个“报”字，正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一些人今天的善事，是为了未来的准备，所谓“积德行善”，“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积德”；二是“内群体偏好”的观念，中国人即使做善事，也分对象，我们只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所以，你看到有些华侨赚了钱，远隔千山万水要回到家乡来捐资助学，帮也帮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乡亲，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那些慈善晚会的募捐活动中，常常提及“血浓于水”这个明显带有“帮自己的人”意味的词汇。
当然，东西方文化也不绝对，也在相互影响和融合，中国近期一些企业家出现了类似西方社会中的“裸捐”现象，就是这种反映。
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捐助习惯，是他们没有爱心吗？
随着城市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差距以及个人收入差距的逐渐增大，很多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能够赞助一个甚至几个农村孩子上学，但为什么很少人缺乏长期的持续的捐赠，是他们没有爱心吗？绝对不是，虽然“饱暖思淫欲，富贵长良心”不一定是事实，但人也不会是一有钱就变坏的，爱心和文化、金钱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人当然也有爱心，也能够长期持续捐赠；但必须注意的是，人的行为在受人格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城市居民有没有爱心，而是社会环境中没有给爱心的施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比如说当前有些慈善捐助中，捐助款项的使用不透明；捐助中只收金钱，不收实物，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慈善热情。我们缺的不是城市人的爱心，缺的是一个宽容、多元、公开、透明的慈善捐助运行机制。
（图为比尔盖茨在非洲做慈善活动）

《生命时报》记者唐珍的文章，我在采访中也谈了关于此事的看法。——迟毓凯

随份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对现代人来说，无论出席亲友的婚礼，还是喝小孩子的满月酒，送红包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近日，智联招聘网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近五成上班族出席了婚礼或“满月酒”，而送出的红包让六成人感到经济压力。
礼金10年涨了10倍
“与10年前相比，随礼的标准涨了将近10倍。”据河南婚庆业人士王先生估算，十一黄金周期间，仅郑州一地礼金往来就超过3亿元。智联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职场人每次“赶场子”基本至少要掏200元，如果赶上大城市，或者与主人关系密切，礼金则会达到五六百甚至上千元。
近来为随礼烦恼不堪的小张告诉记者，他一个月工资3000元，这个月参加了3场婚礼，每次掏500元，这就用去了半个月的薪水。“更糟的是，如果因故不能到场，必须‘人不到礼到’。”难怪调查表明，像小张一样因送礼而感到手头吃紧的人有六成，而15.2%和10.9%的职场人听到“某某结婚了，某某生孩子”时，还会感到恐慌。另一方面，看涨的行情也让婚礼举办者颇为担忧，生怕宴席不体面，将来还礼时要加钱。一时间，结婚变成了“劫婚”，结婚的、随礼的都不自在。
凑份子带来多重压力
虽然婚礼、满月等是个喜庆事，但凑份子太多，太频繁，却会带来不少危害。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岳晓东分析，首先，就个人来说，容易使人产生厌倦和逃避社会交往的心理：不掏钱，怕人际关系网络难以维系，被人看不起；掏钱，经济上难以承受。其次，就整个社会来说，容易产生斗富攀比的风气，喜庆之事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冷漠。
华南师大心理副教授迟毓凯则认为，在过去人口流动性较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随礼数额不大，可以收回，有利于维系关系联络感情。但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大，高额的礼钱会给人带来不安全感，使得社会交往变得复杂化，给人造成心理压力。
量力而行，心态平和
两位专家都表示，改变这一现状，要从双方做起。对随礼人来说，一定要摒弃攀比、从众的心理，从个人的实际出发，拿出最能表达自己祝福的贺礼。例如可以几个朋友一起买份礼物，或者几个人一起送个红包。
对举办宴请的人来说，最好不要指望从中赚钱，过分看重贺礼会削减喜庆的气氛，日后也会给自己带来还礼的压力，不妨事先提醒亲友礼金的限额。如果只是一般的同事、朋友，也可以发发喜糖、吃顿便饭，不必大肆宴请，让人为难破费。▲ 
来源：唐 珍《 生命时报 》（ 2009年10月30日   第 11 版）
链接：http://paper.people.com.cn/smsb/html/2009-10/30/content_372012.htm

这些格外挑剔的人，与一般的“完美主义”有所区别，他们一般只把矛头指向别人而不是自己，眼里容不得的是进步或优点，而不是缺点。
这些人一看到同事和领导讨论工作，就觉得他是想拍马屁或“告密”；有的人听到身边人赞美别人，就认为肯定是要拉帮结派，以达到孤立某个人的目的；有的人看到同事在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点子，就认为这个人是故意出风头；还有人看到单位里的年轻人穿着入时、用先进的东西，就对此嗤之以鼻，觉得人家不务正业。
打击先进保证自己不落后
对于这些老看不惯别人的人，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认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落后”找个借口，以维持心理平衡。“在职场当中，老员工出现这种情况的比较多。”迟毓凯说，有些人看到身边的人努力地工作，绞尽脑汁地想新点子，用自己的热情营造好的人缘，可反观自己呢，工作缺乏热情、鲜有进展，这种对比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所以他们为了遮掩自己的“落后”，就“先发制人”，硬找出别人的“毛病”，用“大家谁也不比谁好”来维护自尊。
除此之外，还有些人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尤其是对“新”存在偏见，为了维护旧的“秩序”，也容易老把“看不惯”挂在嘴边。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总是难以宽容别人的缺点，而恣意放大自己的优点。
多给他们一点尊重
“可以这么说，这样老是看不惯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为习惯，很难改变。”迟毓凯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同事，不用非跟他们较劲，尤其是对老员工，多一点谦逊，多给他们一点尊重，可以渐渐地让他们的态度软化下来。

本来，按照原计划，这两个课件应该随着课程的进行而及时提供的，但整个的十二月份，个人比较忙；而后来虽然元旦有个假期，但网站正遭遇着国家整顿，打不开，所以就耽搁了下来。现在开始提供。
课件3为招聘与配置部分；课件4为培训与开发部分。这两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基本是流程一类的东西。
在我的课堂上，结合心理学学生特点，在这两部分增设了两个专题，一个是评测技术的探讨；另外一个是培训师的基本素质，而这两部分始终都在修改与完善中，还未定型，就不拿出来了。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突出中国管理研究的独特之处，本书总共分为四个部分，二十章。在第一部分我们着重阐述科学研究（尤其是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和过程，从介绍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求知过程、价值取向（第一章），讨论研究的起点——提出问题（第二章），到管理研究中的理论构建（第三章）以及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独特挑战和机会（第四章）。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管理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从实证研究的设计人手（第五章），讨论实验室研究（第六章）、准实验室研究（第七章）的主要特点和用途，然后讨论实地研究中的问卷法（第八章）和个案法（第十章），以及在战略管理研究中常常使用的二手数据法（第九章）。海内外优秀华人学者倾情打造，严谨、规范、高质量的研究方法指南，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通往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之路。

打麻将这一游戏：有的人打麻将是为了赢钱，这是典型的物质需求，是一楼层面的;有的人打麻将只要不输钱就可以，这就是安全需求，上升到了二楼;有的人打麻将是为了哥几个聚在一起热闹热闹，这是社会需求，已经上升到三楼了;有的人打麻将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聪明、牌技好，这个是尊严的需求，是第四楼了;还有的人打麻将不为别的，就为了和牌时候的快感，完成挑战性任务后的内心满足，这就是自我实现了，是五楼的需求。一个游戏可以满足人的五大需求，所以这个

霍桑实验谁做的？每当拿这个问题来问一些学生时，很多人习惯地顺嘴说出“霍桑”，但实际上，霍桑只是一个工厂的名字，操作这个伟大的管理学历史上有影响的实验者名叫伊尔顿·梅奥。
伊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原籍澳大利亚，出生于阿德雷德。他在阿德雷德大学读哲学和心理学，于1899年获得逻辑学和哲学学位，不久他应聘到昆士兰大学担任哲学与心理学教师。哲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训练，养成了他关注人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兴趣，后来他还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学习过医学，这又使他能够把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结合起来，并掌握了临床诊断的方法。

欧文认为，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形成良好的品行，坏的环境则使人形成不好的品行。他对当时很多资本家过分注重机器而轻视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并采用多种办法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工厂里，欧文通过改善工厂设备的摆设和搞好清洁卫生等方法，为工人创造出一个在当时看来尽可能舒适的工作场所。他还主动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3～14小时缩短到10.5小时。在新拉纳克厂区，人们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工人宿舍，每个家庭为两居室。欧文很注重绿化环境，在工人住宅的周围，树木成荫，花草成行，这对工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十分积极的效应。为了使工人的闲暇时间有正当向上的娱乐和学习，消除酗酒斗殴等不良风气，欧文还专门为工人建造了供他们娱乐的地方——晚间文娱中心。这种娱乐中心，就是现在俱乐部、夜总会的雏形。

在一系列“校园杀手”的名单中，哈里斯和克莱伯特不会是第一个，马加爵赵承熙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每次“校园杀手”事件的出现后，人们在感到悲痛和叹息同时都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校园里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去对付自己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呢？可以说，从世界各地发生的“校园杀手”案件看，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事件发生的国家、事件的触发原因以及所采用的暴力手段，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仔细分析这些极端事件，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内心孤独的人，都不擅长与人沟通，都有相关的挫败经历，并且面对冲突，都采用了暴力的方式：杀人来解决问题。于是，人们似乎发现了这些校园惨案的共同之处：一种被冷落之后的孤独感引发了强烈的攻击行为。真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