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心理》杂志的年终策划，作者：芦淼。说是热门心理事件，其实就是热门事件，既然事件热门了，当然对公众的心理有影响。
新年的钟声带走了2008年，迎来了2009年。旧的一年里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太多故事。神州大地起风雷。这些事给人们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迹，这些印迹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人们？本刊编辑部2008年封箱策划为您揭示2008年中国社会的十大热门心理事件:
第10位  国际影星入籍新加坡
2008年11月，国际著名影星巩俐忽然出现在新加坡，进行公民宣誓。自此，巩俐在法律意义上成为新加坡公民。
此前也曾有不少知名影星加入外籍，但均未曾有此次“巩俐事件”影响重大。新闻在网上一传出，立刻引起热议。赞成入籍者多半认为，此乃巩俐个人私生活，不应上纲上线。入籍后，不论是对其婚姻生活还是事业发展都有好处。反对者则纷纷表示，巩俐的根在中国，事业生涯起步于中国，不应舍弃。“以后只能叫她华人女明星了”，有网友这样遗憾地评论。
解 读:
近年来艺人入籍外国的事情并不少见。之所以“巩俐事件”引发一场争论，其根源还是在于人们对巩俐的认同、归属感。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存在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有自己的规则和代表人物。人生活在社会里，总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个团体，从而在这个团体里得到支持。这个团体可能出于某种身份地位的相似，也可以是因为爱好的相同。影星的粉丝团就是这样一个聚集在偶像旗下的团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不赞成巩俐移民者，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与自身准则产生冲突，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巩俐的离开，而感到群体失去了某种精神寄托。
其实就其本质来说，巩俐移民只是其个人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引发这一场争论和无休止的口水仗，其核心就在于“巩俐事件”引发了那些人企图捍卫自己团体的决心，以及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思考。与其说这是一个个人事件，倒不如说这是社会心理运动在生活中的表现。
第9位  胶济线火车出轨事件
4月28日，由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列车在山东境内出轨，事故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根据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此次火车超速60％，其根源在于调度管理不良。
事故过后，人们也开始反思:用近500人的鲜血为此次事故买单，其代价是否太重了？未来人们的出行安全究竟怎样才能得到保障？
解 读:
衣食住行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生活要素。中国人口众多，铁路运输本来就是重中之重。此次火车出轨事件发生在胶济线施工调整时期，本身具有外在的特殊性。但在此次事件当中也反映出了管理层面存在着的诸多问题。
与其说社会群体关注于此次的列车脱轨事件，倒不如说更关注在此次事件的处理意见和方法上。民众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常常有两种反应:一是盲目自傲，以为自己什么都清楚;一是丧失自信，谣言满天飞，以至人心惶惶。这两种反应在最后接触到事情真相时，都会引起恐慌。而恐慌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情绪，会在短时间内与人群中产生共鸣，进而扩散。心理学上对于恐慌的研究有很多，研究结果显示，很多时候恐慌的事件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引发的情绪动荡。
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与自己性命攸关的出行问题时，更容易受情绪影响而产生种种不良情绪。此次国家能在最快的速度内把事故调查清楚，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未尝不是应对社会情绪的良策。
第8位  满城皆是炫富女
2008年4月，一个名为“兰董”的网友现身于网络，以博客的方式对80后和90后一通炮轰，称其为“废物”和“垃圾”，并声称“我的车，你们一辈子都买不起”。
“兰董”激起了网友的一致声讨。后有人提出一系列证据证明“兰董”只是“我友”网的普通职员，其行为有可能是出于他人授意。
无独有偶，2008年网络又爆现“雅阁女”、“烧钱男”、“山西炫富女”等一系列以炫富为目的的新人类。而据网友们“人肉搜索”的结果，其中大部分全是闹剧。例如“山西炫富女”所谓的豪宅，其实是姚明在美国的住所，名车也不过是汽车公司的最新展品。
尽管只是闹剧一场，但众多父母无不忧心忡忡:这样怎么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众多网友也义愤填膺:这不是在给80后90后脸上抹黑吗？
解 读:
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一向很难得到结果，其原因就在于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了一个人思想的根基。如果从心理构成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属于非常底层的心理层次。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的理论，它在人的童年早期开始慢慢形成，并且贯穿人生始终。所以针对价值观的“闹剧”，总能在网上得到最多的关注。且不论这众多“炫富”闹剧背后的根本利益究竟是求名还是求利，它所引发的思考的确值得我们重视。
炫耀性消费观念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消费观，也是个人心理的一部分。它由旧有的农业经济与小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三者共同扭曲发展而成，是邻里朋友之间面子、排场的新体现形式。在市场经济初期，这种消费观念不可避免，也尤为明显。
消费观作为价值观的一部分，是社会多方面共同培养影响的结果。不成熟的消费观，其实也折射出了在目前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里，存在某些“亚价值观”或“反价值观”。奠定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任重道远。
第7位  杨佳袭警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携带作案工具蹿至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
事情的起因是:2007年10月，杨佳因被上海警方盘查，后因无法解释交代清楚问题而被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第二天予以放行。
案发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一案做出判决:杨佳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
解 读:
法制建设一直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多年以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一直是民主进程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所谓的“英雄情结”，对于“梁山好汉”式的人物总是报以盲目的同情，因此此案才会引发关注。
但此案不同于“许霆取款案”。许霆一案反映的是旧有法律是否适应新时代形势的问题，反映了情、理、法三者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杨佳一案只是“水浒”式英雄情结在作祟。所以两者的最终判决也截然不同:许霆引发了社会上关于法律宽严尺度的思考，由无期徒刑变成有期徒刑5年，而杨佳案则维持原判，判处死刑。
群体心理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在不断对群体人群潜移默化的心理现象。它的成因来自于多方面。就中国人群体心理而言，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对其有着深厚的影响。杨佳案，其实是中国古典小说对人影响与现代法律社会的一次交锋。
第6位  华为员工自杀
2008年对于华为公司来讲可说是流年不利。华为员工中接连有人自杀、自残，有些员工患上抑郁症、焦虑症。继7月18日华为张锐自杀事件之后，8月11日华为长春员工赵某又再度跳楼身亡。
连续的自杀事件，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是什么让华为的两名员工走上了不归路？有网友把矛头直指管理层，认为是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导致了众多自杀事件，还有人把视线投向员工自身的心理素质，认为是不成熟的个人心态导致了这一切。究竟谁是谁非？
解 读:
高级白领们一向受世人瞩目。他们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不菲的收益，但同时也肩负着常人想象不到的重任。华为员工自杀只是其中一例。这其中自然有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原因，但一方面，还有员工自身的心理素质问题。
白领，不单是一种职位称呼，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代表着巨大的压力:从经济上到生活上。为了维持白领生活，很多人都要起早贪黑，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拼搏。经济压力使其不敢放弃已经显得无味的工作。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动也使工作变得没有激情。在个人生活上，缺乏情感支柱和来自朋友的支持,也使得这批人变得日益憔悴。
个人心理健康维护，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也显示，随着社会发展脚步的加快，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其表现也越来越激烈。因此如何调整个人心态，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就成为了新课题。
在面对困难时，心理健康者会想办法解决困难，如果无计可施他们懂得放弃。而心理脆弱的人则也会选择放弃，不过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许这就是华为员工自杀案带给世人的启示。
第5位  三鹿奶粉
2008年9月起，陆续有媒体报道婴幼儿因长期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而导致肾结石的案例，“三聚氰胺”一词也第一次被世人所重视。陆续有报道显示，除三鹿奶粉外，很多其他品牌奶粉也存在这一问题。随后不久有传言说在其他食物中也陆续发现三聚氰胺。一时间，所有涉及到蛋白质的食品都变成了过街老鼠，在商场里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
这三聚氰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会对民众生活引起如此大的震动？
解 读: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这些年来深受世人瞩目的话题。二恶英、苏丹红和三聚氰胺，原本都是不能入口的化学制品，却先后在食品中出现，这背后引发的恐慌可想而知。人们的恐慌出自内心:现在还有什么可吃的？
其实恐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恐慌心理的扩大化。因为恐慌这一社会现象极易引起心理传播，从而引起动荡。在某种时刻，正是因为民众的这种心理易感染性，才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美国曾经出现过一次体育场火灾。当时警方采纳心理学家的建议，以“停车场拥堵”为名，让民众尽快把车子开走，最终事情得到圆满解决，避免了骚乱。
奶粉里出现问题，不应该扩大到其他食品领域，尤其是某些与三聚氰胺完全无关的领域。
第4位  金融危机
2008年11月，为期一周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华盛顿举行。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萎缩，各国股市大幅下跌，原油价格动荡，各大跨国公司纷纷裁员。经济风暴对国内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日用品、食物的价格上涨，汽油价格虽经多方调控但还是居高不下，楼市房市呈现奇怪的供求关系，失业待业情况不容乐观，这诸多问题都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卷入了金融风暴。
解 读:
由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让世界上很多人的账户空了，心理却满了:不知未来会如何的焦虑，被炒鱿鱼的愤怒与无助感，以及生活习惯大乱、情绪低落、躯体病痛等压力与负性情绪将人们的内心全部填“满”。
有报道指出，美国因经济危机导致的犯罪案件猛增。对此，休斯敦的临床心理学家查尔斯沃夫解释说，目前的经济环境的确容易令民众滋生绝望、焦虑的情绪，因此导致犯罪冲动增加，社会动荡加剧。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感谢“危机”——有危机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出路所在。其实，经济危机之于人类社会，就好像感冒之于人类个体，起到的是一种预警作用。从集体心理的角度讲，经济危机给全体人类提了个醒:我们该如何面对经济、文化、环保等问题。从个体心理的角度讲，它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理财方式，甚至家庭关系是否存在问题。关于这一点，查尔斯沃夫特意指出，许多年轻夫妇不喜欢向对方公开财政状况，那么，他们的小家庭在度过经济危机时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心理学中有此观念:每个人都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社会系统最终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态度坚守到底。
第3位  艳照门
2008年年初，“艳照门”事件震惊海内外娱乐圈，时至今日仍然硝烟未尽，时不时还会擦出点火花来。谈及那几个女星时，媒体总会说，“在‘艳照门’事件之后，某某如何如何”，这似乎已成惯例。大众一提及陈冠希、阿娇或是张柏芝等人，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为什么“艳照门”会成为一个热点？是因为那些女星的身份使然，还是另有原因？
解 读:
那些女星的显赫身份和众多情债，毫无疑问是艳照门事件能被炒热的前提。换了一个人，绝没有现在这种热度。但除了对这件事的猎奇心态外，是什么使得人们对此事如此津津乐道？即使有的当事人以低姿态恳求媒体放过一马时，大众仍然不肯罢休？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可能完全背离社会道德，完全不为世人所接受。平时它隐藏在潜意识里，代表着最本原的那个我。但是经过社会多年的教育，这种本原欲望已经被遏制住了，就像弗洛伊德所谈的“本我”和“自我”之间关系一样。然而当媒体给了一个宣泄口时，这种不能表现出来的欲望就有如黄河决口一般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为什么“艳照门”事件被人常谈不衰的原因。在内心深处，有些人会因为这种欲望而产生代入感，产生自己就是与知名影星耳鬓厮磨的主角之感，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类似于窥阴癖的执著。
艳照门，其实只是给了这种心态一个宣泄的孔道而已。
第2位  刘翔退赛
奥运会期间，刘翔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热点。刘翔比赛当天的门票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甚至在某些中行的售票网点出现了“不办存款专售票”的奇观。但8月18日的赛场上，刘翔起跑后右脚出现明显问题。他无奈地将身上的白色2号道标取下，退出了比赛。
之后的中国网络论坛炸了窝……
解 读: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刘翔面临的压力太大了。
各类媒体在此前半年多就开始了纷纷报道。刘翔作为中国的体育明星和“亚洲飞人”，一度成了报道的核心人物。虽然在赛前，各家媒体相约，“给刘翔一个宽松的比赛环境”，减少了对刘翔的追踪报道，但身为大众传媒的特性就决定了这种减少是有限度的。
据西方新闻界研究显示，大众的心理关注热点常在名人身上，而非新闻本身，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即事件”。即使刘翔比赛失败了，对于媒体的影响仍然没有减少。
在这种围追堵截的压力之下，刘翔还能做出退赛的决定，不得不说是其个人心理素质过硬的表现。“自知者智，知人者明”。能够无论何时都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为周围压力所动，不为可能的鲜花和掌声所动，这才是“亚洲飞人”的过人之处。
人很难对自己做出正确评价，是因为人对自我的形象都是从外界的反馈中得出。就像一个孩子，他所有关于“自我”概念的形成，都是从父母以及亲朋处得到。如果大家给予的全是过高的期望或是压力，那么这个孩子只会在这种压力下得到一个扭曲的自我形象。
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能理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顽强的可以伤愈复出的斗士，而不是把自己的运动生涯葬送在赛场上的悲剧英雄。 
第1位  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发生了里氏8级地震。此次地震来势汹汹，在1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都感到明显震感。一些县城被夷为平地，无数人无家可归，死亡者数万人。一时之间，举国震惊，中国连续3天举国下半旗哀悼死难者。
此次灾后重建工作可谓倾全国之力。党政军民各方动员，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海内外华人齐心协力。短短时间内，救援队开赴灾区，各种物资源源不断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解 读: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自然灾害，但正是在这场自然灾害中，人们开始认识了心理学，接纳了心理学。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年初的雪灾，往年的洪涝灾害，都时有发生。此次的震灾，虽然波及面广，灾情严重，但就其本质仍然是自然灾害。之所以将其列为2008年十大热门心理事件之首，是因为在此次的灾后重建过程中，大规模的心理治疗与干预首次进入救灾行列。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失去亲人的人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和水，也不仅仅是帐篷和衣服，他们更需要社会对他们的爱。那些失去了肢体的人们，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孩子们，他们需要在一个充满着爱与关怀的环境里长大。
心理救助，是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许多受灾者的心理辅导都将是终身的。学会帮助，学会爱，是这次汶川地震给人们的启示。（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笔/芦淼）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faf90100br1s.html

心理学家认为，当你触及他人思想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也无法肯定你将会发现些什么。多年以来，就这一课题的大量心理实验已经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请注意，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正是您。以下这些实验的结果将不言自明：
实验五、阿希的从众实验（1953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者阿什(Solomon Asch)曾作了一系列用以验证从众效应的研究，其实验结果可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为之沮丧不已。
受试者们被告知，他们将与另一部分人一同参与某项视力测试，随后将出示一些图片，并要求各自回答一些十分容易和显见的问题。这个测试的陷阱在于，除受试者本人之外，房间里还有其他实验合作者共同进行这一测试，他们将按照要求给出显然错误的答案。那么，在大多数人都犯了再明白不过的弱智错误时，受试者会与其他人给出不同的结果么？
实验结果：受试者们要求回答的“难题”可参考下图所示

他们所需做的仅是指出右侧中的哪一条线段与左侧的线段等长。你看，阿什所提的问题远未达到什么设计下一代空间站的那种难度。说实在话，一个能在这种类似线段长度的问题上答错的人，除非是你当天早上服用了两个剂量的迷幻药，还把它擦在了眼球上（当然这将会引发其他更为可怕的“试验”，我们略过不谈）。
然而遗憾的是，当看到参与测试的其他三个人给出错误的回答时，32%的受试者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即使线段长度的差别达到几个英寸也依然如此。三人成虎的谚语无疑得到了验证。
[点此观看本实验的视频剪辑]
结果分析：试想一下，当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显而易见的时候，这个32%的比例将会上升到多少。即使我们没听懂一个笑话，我们也更愿意跟着大多数人一起笑起来；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时，我们更倾向于怀疑自己的观点。小学时我们所经历过的同龄人的竞争压力和“勇敢地做你自己”之类的鼓励，仿佛都不知所踪。
“嗯，我应该是一个叛经离道的独行者，这样挺好。”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说。当然，也同样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下一步的举动就是观察其他“独行者”所做的事……
……然后，确保自己与他们所做的完全一致而不相违背。
实验四、好撒马利亚人实验（1973）

实验步骤：如果你没有听过“好撒马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这一《圣经》故事，在此可以简要介绍如下：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因此，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希望对宗教信仰在助人行为上的影响进行测试。
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其中的一半给予“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
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
同时，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看上去急需帮助。我们可能会认为达利与巴特森仅是就一些助人的随机现象作测试，但研究资料表明这位可怜的路人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表现得十分逼真。
实验结果：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被给予“好撒马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
事实上，假如时间紧迫，仅有10%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然而平心而论，如果你在课上迟到了，教授会相信“路上我不得不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旅客”的借口么？很可能不会，除非你能出示那个人沾满鲜血的衬衫作为证据。
结果分析：正如我们喜欢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反同性恋的男议员可能被发现与一名男子共浴爱河，呼吁环保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可能拥有一所能耗不菲的宅第……
……而事实上，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与政客一样伪善。毕竟，与面对一个浑身散发恶臭甚至淌着鲜血的流浪汉相比，面对一众听者高谈阔论应该帮助陌生人显然更加容易。因此，即使指出他们的虚伪也难掩自身贩虚伪。
假如你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仅限于伪善的神学院学生，那么请看看新闻。还记得数年前，摄影机拍下至少12辆车拒绝搭载躺在路边的受伤女子那一幕么？
也正如这些学生那样，他们总会有感到迫不得已的地方。司机或许还感到庆幸，因为自己仅仅是拐了个弯路过了她，而不是像车祸惨剧中那样压扁了她。
实验三、旁观者冷漠实验（1968）
实验步骤：在1964年的一起女子谋杀事件中，新闻报道称，现场有38个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见案件的发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坦纳(Bibb Latane)希望通过研究验证，当人处于群体环境中时，是否就不愿意施以援手。
这两位心理学家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与了试验。他们告诉受试者，鉴于会谈可能涉及极其私人化的内容（诸如讨论生殖器的大小之类的话题），因此每个人将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仅使用对讲机来相互沟通。
在会谈中，一名参与人员将假装突然病发，当然这可被其他受试者所听见。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此通话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是对方发病，但我们确保诸如“噢我的癫痫发作了”之类的话将被受试者听到。
实验结果：当受试者认为除发病者外，他们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人，85%的人会在对方假装病发时自告奋勇地离开房间去寻求帮助。与另一个人进行一次非常私人化的会谈（再次强调，很可能提及生殖器官大小等问题）已属十分不易，相比之下，假如在剩下的时间里被迫一个人自言自语仅仅是可悲而已。但不管怎样，有85%的人愿意帮助；这一结果还不错，不是么？
但实验还没有结束。当实验环境发生转变，受试者认为还有另外四个人参与讨论时，只有31%的人在对方发病后寻求帮助，剩下的受试者猜测会有其他什么人去照顾此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多多益善”这种词汇失去了其真意，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多多益死”（人愈多的情况下，就有愈高的概率死于发病）。
结果分析：由此推及，在紧急情况下，假如你是当事人身边的唯一一个人，你参与援助的动力将大大增加，你将感觉到对此事具有100%的责任。然而，当你仅是10个人中的一个时，你将只感到10%的责任；问题在于，其他每个人也只感到10%的责任。
这便给我们之前的例子提供了解释。假如受伤的女子躺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旁，原本视若无睹的司机可能更愿意停下来帮忙。题外话，当然他们也可能更愿意弃之不顾，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在旁监督（这与本实验的受试者不同，因为至少受试者知道有人在记录和分析他们的举止）。
又或许，这个问题也可被归结于我们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合理性。我们会说，“显然，这条道上总会有人路过去救她的”。抑或，“显然，保护环境总会有人去做些什么的”或者“显然，鲨鱼总会饱的，所以到某个程度就不会吃他的”。我们只是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一丁点的借口而已。
实验二、斯坦福监狱（1971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希望研究监狱生活如何影响其中的警察与囚犯。这听起来够愚蠢的；问题在于，那会有什么问题吗？
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改建成了一个模拟监狱。仅通过报纸广告而来的志愿者均通过了身体健康和心理稳定测试，这些测试在筛选监狱实验的受试者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受试者都是男性的大学生，被随机分布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津巴多自己也希望参与到实验中去，并且自己任命自己为监狱总监。此模拟监狱的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周。
是的，关于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验结果：每个受试者都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并开始变得疯狂。仅到第二天，囚犯便在这个人为设立的监狱里发起了暴乱，用床铺在牢房里设立障碍并讥笑狱警们。看到这一情形，狱警仿佛找到了向囚犯开火（事实上使用灭火器替代）的绝佳借口，嘿，见鬼的为什么不这么干？
至此开始，斯坦福监狱已经真的见鬼了，在这一地狱里日复一日地上演暴乱。一些狱警开始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并以限制浴室的使用作为特权（常常被剥夺的特权）相威胁。他们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训练，并用双手去清洁马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囚犯”被告知他们有机会被假释、但假释申请又被驳回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终止这见鬼的实验。请记住，他们绝对没有因法律上的原因而被监禁，这仅仅是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这意味着，他们将继续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头上套着袋子。
有50名以上的非实验人员参与观察和关注这一监狱，然而道德的审判却从未遭到质疑，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丝蒂娜·马丝拉(Christina Maslach)提出强烈抗议。仅在此后6天，津巴多便终止了这一实验（几位“狱警”对此表示失望）。如果你想要就此称赞马丝拉是这一见鬼实验中唯一一位理智的人的话，那么你还应该知道的是，后来她便嫁给了策划这一实验的津巴多。
结果分析：这一结果表明，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难道说是因为扮演被暴动折磨的狱警们都是混账，不问情由地把人随意摆布吗？科学研究表明，假如角色互换，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这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阿布格莱布监狱（译者注：虐俘丑闻，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光秃秃的“金字塔”都会恪遵。呵呵，假如这是在一伙越战时期的嬉皮士大学生，那么这绝对会见鬼地发生在你的身上。
实验一、米尔格伦实验（1961年）
实验步骤：当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追随者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起诉时，许多被告的辩护似乎围绕着“我不是真正的凶手”这样的论点，认为“事实上，我只是单纯服从命令”。因此，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希望就受试者对权威人物下达命令的服从意愿进行测试。或许你会以为，他只是向受试者询问？噢，那可不行；那还不够残忍。
与你所想象的不同，在米尔格伦所组织的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将扮演“老师”的角色，所要做的是给隔壁房间的另一名受试者进行记忆力测试。事实上“另一名受试者”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这一切只是米尔格伦布置的一场局。
受试者还被告知，只要对方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他将按下一个按钮，控制器将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此外，一名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将在旁边作指导和监督（必须指出的是，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发生，当然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受试者相信，电击以45伏特开始，一旦作答错误，电压值将随之提升。受试者每次按下按钮，“学生”将在隔壁房间发出尖叫声，请求受试者停止测试。
那么，你可以预测一下实验将如何进行下去么？
实验结果：在实验进行到某一程度(如电击330伏特)时，许多受试者表示开始感到不舒服，并质疑是否继续实验。然而，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员对每一次的暂停请求都鼓励他们继续。在得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大多数的受试者都选择了继续，提升电击电压，给予受害者一次又一次的电击。一些受试者则在听到“学生”的尖叫声后紧张得笑了出来；因为当电流传向另一个人的躯体却无能为力时，恐怕笑是最好的良药。
最终，隔壁的“学生”会开始痛苦地敲打墙壁，恳求检查自己的心脏状况。在电击继续提升后，来自“学生”房间的声音将突然消失，以暗示他已经死去或者失去知觉。假如你必须给出猜测，此后有多大比例的受试者将会继续给予电击呢？
5%？10%？
在“学生”可能已经陷入昏迷或者死亡的情况下，约61%至66%的受试者选择继续实验，直到电击达到最大电压450伏特。重复的实验研究表明了同一的结果：只要实验室里的那名工作人员认为没有问题，受试者将无意识地对一个无辜的陌生人施加痛苦。
大多数受试者在电击达到300伏特之前都不会提出质疑或反对，0%的受试者在此前要求停止实验（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100伏特的电压就足以使人丧命）。
结果分析：你可能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思想的捍卫者，但是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在于“那个人”的想法是否足以令你坚持，这是源于身后的“那个人”总会令你坚持那些想法，即使那只是一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人——试想假如他身穿着制服或者佩戴着徽章将会如何。
查尔斯·谢里丹(Charles Sheridan)和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实验，但对受试者的要求变为，一旦某只幼犬做出不当举止即给予电击。与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这种电击是真实的。实验结果表明，26名受试者中有20位达到了最高电压值。
几乎高达80%。请想象一下，当你漫步在购物中心时——你周围有80%的人都愿意对一只小狗施以极端酷刑，只要一个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的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译者：jiangyh
作者：Alexandra Gedrose
来源：Cracked.com
链接：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88126/18094

形形色色的测试层出不穷，它们告诉你是属于哪一类人，说不上准确，却很有趣。相反，学院派的心理测试编写起来要复杂得多，做起来也很需要耐性。

心理学问卷被用于心理学实验，同时配合心理生理学仪器，比如脑电图（EEG）或者脑磁图（MEG）。实验人员读出试卷上的问题，受试者的生理反应被探测并记录下来。
形形色色的测试层出不穷，它们告诉你是属于哪一类人，说不上准确，却很有趣。相反，学院派的心理测试编写起来要复杂得多，做起来也很需要耐性。
如果你的面前有一个婴儿，你想首先摸他的哪个部位？选项包括脸颊、手、脚丫和肚子。
“肚子。”
“你的恋爱可能会谨慎过度，导致进展速度缓慢得像乌龟。”
这情节你我都不陌生。时下，五花八门的心理测试题遍布我们的生活，各种心理报刊、娱乐杂志附送的小别册、社交网站上的投票活动、或是门户网站上跳出来的网络对话框，它们在问你：“呶，你选哪个？”
很多人也乐于做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用以消遣。从主题到选项五花八门，你尽可以把婴儿的肚子换成其他各种禽鸟或走兽，甚至一把水壶、一盏台灯或一只花瓶。揭晓的答案有时在意料之外，有时又在意料之中，它不声不响、却权威般地为你总结：因为选择了一组数字“7105”，它认为我想结婚。甚至，我选择从陌生的吉普赛人手中抽取一张红心扑克牌，他会告诉我：我未来的伴侣是位比我年长的辣妹！
我们都是测试狂
“测测你是《奋斗》里面的谁？”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黄端坐在电脑前，点开页面。《奋斗》是时下正红的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有不少外形抢眼又个性十足的80 后。
依次答完了包括“作为前男友/ 女友，你还会去他家喝可乐吗？”“你买股票赔了还是赚了”在内的15 道题，回车，结果出来了：“华子”（剧中角色，对朋友极尽宽容的男孩）。更详尽的分析是：“你这样的人经常从一个避难所逃到另外一个避难所，总是被命运推着走，回头又不能接受命运。”
作为心理测量专业的博士生，黄端坦言遇到这类题目也会忍不住做做看，权当放松。一位写手曾这样形容趣味性的心理测验：“如果说这些题目也像一次考试，那考官下发考卷时就需要声明——这不算真实成绩。”
海衣（网名）一直强调这些心理测试的娱乐价值，这篇人气颇高的“《奋斗》测试”正是出自她手。海衣是新浪星座频道的特约作者，不过她更愿意将自己比作一位设计游戏的工程师：“我的设计，是为让大家尽情欢乐。”
海衣把趣味性的心理测试和专业测试比做可乐和感冒糖浆——都是水质，可以解渴。但后者具有医疗效用，而前者主要用来满足感官享受，而可口可乐最初也是由感冒糖浆衍生来的。100 多年前，美国一家生产感冒糖浆的药房中，糖浆里被误加进了苏打水，结果诞生了一种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便是日后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
一个流传甚广的治感冒偏方是“可乐煮姜”，很多人觉得效果不错。同样，趣味性的测试题目中，也能窥到些专业测试的影子。虽然只是游戏，海衣和她的同仁依然用心。如果读者反馈不佳，她们会集体研究，对题目和分数段的设置进行修改。“可乐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疗效，但更多还是满足人的感官享受。我很清楚这一定位，并没有把可口可乐当成感冒药来卖。”
除非有心理学的教育背景，我们一般称之为“心理测试”或“小测验”，少有人会提起“心理测量”这个看起来更专业的名称。但在黄端看来，“心理测量”和“心理测试”不过是名称不同。日常所见的趣味性测试，确切地说正是心理测量的一种——“人格测量”。
一份测试可不可靠，要以“信度”来衡量。信度即多次（至少相隔两周以上）进行同一测试，所得到结果的一致程度。比如上面的“摸婴儿”，就像一份“恋爱速度量表”，不同选项代表答题人在“慢——快”这一维度上的差异。但这份量表的信度有待商酌，假如某人选择“摸婴儿肚子”，两周后，也许就凭着一时心情摸了婴儿的“脸颊”或“小手”。如此，测试的信度便不理想。
除了信度，效度是另一个衡量测验的指标，效度就是测试的有效性。在黄端看来，就像量长度要用尺、称体重要用秤，假如用尺子测体重，效度自然不佳。除非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测和修订，谁能证明“摸婴儿的肚子”和“恋爱速度缓慢”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趣味V.S 专业
当然，那只是调侃。一套合格的量表至少应包含5 个条目（5 道题目），或者题目涉及的每个维度至少包含3 个条目。
“心理测量不可能根据一个题目就下结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张厚粲教授认为，趣味性测试终归不是科学的心理测验。“一套测验从编题开始，需经过取样、试测、修改、数据计算、制定常模等一系列手续，再按心理测量学原理和统计方法技术检验其信度、效度等指标，那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
上世纪40 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S·R· 哈萨维和J·C· 麦金利编制了一份量表，以区分精神疾病患者和普通人，这便是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简称“MMPI”。这份包含了500 多道题目的问卷流传使用至今，已经历了5 次完善。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MMPI 进行研究并修订，形成了一个中国版本。
在其中一个老版本中，包括“我早起的时候，多半觉得睡眠充足、头脑清醒”，“我每个星期都要拉一两次肚子”，甚至“有时我真想摔东西”，“我想当一名歌唱家”⋯⋯这些条目都来自初期心理学家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走访，以开放式访谈为主，收集并汇总来的信息，确定下基本的项目库（题库），而后选取对象进行第一次试测。
第一次试测很重要。若将题目的编制比做雕刻，那么第一次试测相当于大刀阔斧的“凿”。对几百人试测后，会删除一些有缺陷的项目，比如很多人不回答，或得分比较集中、区分度不理想的题目。经过第一次的试测，一套问卷便初具形态。
而后，用统计软件进行因素分析，探索出问卷中待测的维度。上世纪80 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科斯塔和麦克莱提出了“大五人格模型”。在这套被众多心理学家公认为最有前途的人格描述模型中，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所有描绘人的词汇聚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5 个维度因素：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像开朗或沉闷就可被归入“内向——外向”这一维度。
接下来便是修订——试测——修订的循环，直到各维度上的得分合乎数学上正态分布的标准。就像大多数的测验中，总是少有人获得满分或零分，而大多数人集中在中间的平均分数段，在坐标图上构成一个开口向下的“钟”型曲线。此时的测验便基本令人满意，并可以依照统计结果制定出常模，以供将来的测验进行对照。
常模就像附在测验后的“标准答案”，对照分数后可以推断受测者的分析结果。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为例，它包含有十余个量表，分别与疑病、抑郁、精神分裂等指标相关。受测者根据第一反应选择“是”或“否”，而后进行计分。以“社会内向”这一量表为例，分数越高，则说明受测者的性格可能更为内向、守旧、易紧张。而在“轻躁症”这一量表中，分数高则可能意味着更擅长交际、冲动、乐观等等。
黄端认为，和普通测验不同，心理测验的分数高低与结果优劣并无关联。“我们仅仅告诉受测者，你的人格在某一维度上的表现处于何种位置。一般来说，心理测量不做价值判断。比方说，关于‘求知动机’的测量中仅仅是告诉受测者，是哪种动机促使他求知欲旺盛，但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好坏不做判断和评价。”
心理博弈
上世纪30 年代，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对霍桑工厂的工人进行管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旦被测者意识到自己被关注，就很可能下意识地改变事实发展的动向，即“霍桑效应”。
而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心理测量的过程中。因此，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测量数据，除了为受测者创造平和的测试环境，在题目的编制上，心理学家也煞费苦心。
“我是一个乐天派”，这是一道测试“情绪稳定性”的题目。但心理学家经过考量，还是决定这样表达：“我不是一个喜欢担忧的人”。表达方式有变，一来显得不单调，二来可以模糊题目的测试目的，使受测者更容易做出真实反应。
下一道题目就和“情绪稳定性”无关了。它可能是“我喜欢诗”或“我喜欢捉弄动物”，这也是问卷的玄机所在。试想，假如下一道题目是“我时常发怒”或“有时我真想摔东西”，受测者联想起上下题，不难猜出测试目的，也就难免影响到答题的选择。
心理测试像是心理学家和受测者的一场博弈。心理学家要明确：“我们想测什么？”难免地，受测者也会揣度：“你想测我什么？”为使受测者最大程度的做出第一反应，并诚实的反馈，心理学家不断更新题目的伪装以模糊测试目的，将敏感的问题留在最后，以避免引起受测者的抵触心理；甚至还要注意措辞，题目读起来要简洁明了，因为人们总是本能地排斥更花费精力的事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黄端曾在趣味测试的一道题前停顿了一会。“吃桔子吗？吃，把爱人的皮剥了，不吃，爱人把你的皮剥了。吃桔子吗？”选项有：吃、不吃、逃。他琢磨了一会儿，选择了“逃”。
来源：新知客 ·网易
链接： http://discover.news.163.com/08/1117/11/4QUT5O5C000125LI_2.html

心理学真是万金油，连魔术都能解释，很好玩。

2007年，詹姆斯.兰迪，泰勒（佩恩&泰勒组合中的一员）以及其他一些魔术师们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一次集会，来探讨他们在营造魔术效果时运用的心理学原理。这次集会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寻常之处，只是他们的听众是一些来参加科学研究意识学会组织的"意识魔术"研讨会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
魔术师和心理学家这次合作的目标是寻找研究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新方法。现在已有两篇关于魔术心理学的文章刊登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其中一篇刊登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介绍，魔术师们在斯蒂芬 L. 麦克尼克和苏珊娜.马丁内兹-康德两位学者的帮助下，解释了魔术师在表演中运用的心理学原理。另一篇文章刊登在“认知科学趋势”杂志上，文中古斯塔夫.库恩博士指出了心理学家怎样利用魔术师们的技术来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心理学家对魔术中的心理学原理感兴趣的原因是：魔术师们已经在几个世纪以来进行了非正式的实验活动并且建立了庞大的技巧库(其中很多涉及到了心理学的运用)来营造使观众“上当受骗”的效果。戏法一般靠以下的技巧实现：操纵人们预想的“事实”，误导他们的注意力，施加巧妙地影响以使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兴趣。
虽然魔术表演中误导观众、制造幻觉和“迫使”观众相信假象（见下面第三条）的实体技巧已经广为人知了，但是人们对与它们对应的心理学技巧知之甚少。这里就介绍三种各种类型的魔术师都经常运用的心理技巧，心理学家们对这些技巧的实验研究刚起步。
1. 心理导引
实体导引是魔术师使用的广为人知的技巧：魔术师指向一个物体，用一个夸张的手势转移注意力，观众的视线最后固定在一只突然出现的鸽子上面。这个戏法的每个步骤事先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声东击西，保证表演成功。
引导观众的心理则更为微妙——引导观众使其得出错误的结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魔术师引导着人们的心理，使他们相信自己看出了戏法是怎么变的。当人们相信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时，就不会过于注意这个戏法的来龙去脉了。与之相反，人们反而会自己寻找更能证实他们“理论”的证据。当魔术师最后展示出情况不是这样的时候，观众会觉得更加有趣。所以，引导观众的心理至错误的方向，不是一种快乐的巧合，而是对正确答案的干扰。
对人们解决问题模式的研究表明，人们一旦心中有了某个答案，就很难去考虑另一种解答。与这种效果相似的另一种情况是，就像我们要回忆起某个演员的名字，可总是有一个错误的答案萦绕在心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克里斯汀.贝尔”，但还是总记不起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近来约克大学的古斯塔夫.库恩博士和他的同事利用“把球变没”这个戏法验证了误导人们心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中，魔术师把一个球抛向空中三次，但是第三次的时候，这个球不翼而飞了。 库恩博士作为一个实习魔术师，在下面的影片中演示了这个戏法。 实际上，第三次抛球的时候，魔术师把球藏在掌心里了，但是他仍然向上看，好像要等待球飞起来。观众们也会随着他的暗示继续向上看。
库恩博士的研究发现，魔术师假装继续向上看的心理暗示对这个戏法能否成功起了巨大的作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观众说，在魔术师向上看的时候，他们的确看到了球在向上飞。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当魔术师不抬头看，而是继续盯着他的手掌时，只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他们看到球飞上去了。

2.认知幻觉
在以往的魔术表演中，大象、飞机或主要的地面标志性建筑物在利用道具产生的幻觉作用下变没了：魔术师使用了烟雾和镜子或其他硬件道具。但是魔术师同时运用了思维上的幻觉来愚弄我们，并引导我们误判结果。
研究表明，外部信息要到达大脑后要被感知需要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总是生活在“十分之一秒”以前的过去看来是极度无聊的，所以，我们通过似乎“预测现在”来规避这种延迟。甚至在完全处理外部刺激之前，我们的大脑就在试着解读出“未来”——也就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大脑这种自动预测未来的功能经常被魔术师利用来捉弄我们。最普通的例子是：在显然是把一枚硬币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中的时候，它被变没了。而实际上，它是被藏在手心里了。因为我们的意识打了个“提前量”——即假定硬币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只手中，那当这只手空空如也地张开时，硬币看上去就消失了。
认知上的幻觉也可以通过掌控我们的注意力实现。当注意力被引导到其它方向时，我们可能错过的细节多的令人吃惊。西蒙斯&卡布里斯研究了一个经典的案例，这个例子中，许多人竟然不能注意到一个人穿着大猩猩服装走过他们的视野（参见：选择性盲点）。另一名魔术师/心理学家理查德.魏斯曼教授简练地制造并展示了这一效果——请看下面的视频。开始时它似乎是一个无聊的戏法，但是请坚持看到一半的地方，它就变得妙趣横生了。

心理学家们开始探索我们为什么如此粗心大意, 连这么明显的细节都看不到。有一个理论认为，这主要的是要看当时我们正在看什么。为了验证这一点，库恩博士及其同事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眼跟踪技术，用以准确地绘制出受试者在观看魔术时会看哪些东西。
他们的结论是魔术之所以会成功，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往正确的方向看，而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向其他地方了。心理学家吃惊地发现，我们正看着哪里和我们的注意力在何处，其间没有一点儿关系。在这个研究中，即使受试者目不转睛地看着魔术师变戏法的地方，他们也往往看不出魔术师变的“戏法”，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其他地方去了。看来，目光所及之处不如注意力所到之处重要。
3.心理强迫
最简单的实体强迫技巧是要求一名观众从一付特制的、由52个黑桃尖组成的扑克中挑出一张来。显然，挑出来的肯定是黑桃尖。但是魔术师觉得这样还不完美，他们更乐于利用心理强迫的技巧来营造效果。
更巧妙的心理形式的强迫包括给一名观众这样的印象，即他可以从52种牌面和花色的扑克中任选一张，但实际上魔术师利用了某种技巧，向该观众展示的是全部是黑桃尖的扑克牌，这样就影响了他的思考和结论。然后，迫使这名观众快速地回答，同时强调，他可以自由选择。当然，实际上完全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理查德.魏斯曼教授展示了这一点，不过结尾有所变化:

这就是魔术师花大量时间反复向观众强调他们的选择有多么自由的原因。魔术师隐约地暗示观众，并且试着有效地改写观众的模糊的、受压力下的记忆，使他们以为自己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其本人的意志。
事实表明，魔术师在心理强迫方面比心理学家做得更好，后者在实验条件下所产生的效果一般。
寻找更多技巧…..
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魔术师的技巧只是刚刚起步，而且，显然他们还有更多东西要学。
如果你对了解更多魔术师的心理学技巧感兴趣，现在网络上有自然神经科学上刊登的那篇完整的文章。你也可以从苏珊娜.马丁内兹-康德的网站上下载泰勒、阿波罗.罗宾斯、有趣的兰迪、麦克.金和伟大的汤姆索尼在“意识的魔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
下面是泰勒所作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它已上传到YouTube。如果你不习惯看到他竟然在讲话（他在表演中决定坚决不出声），也许你会觉得从开头就很诡异。
来源：http://www.elanso.com/ArticleModule/KzSERRR6HvKeW6T3W6PzM6Ii.html

美国的某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尝试鼓励他们的患者使用Blog来治疗某些心理疾病。学术专刊《虚拟心理学和行为学CyberPsychology&Behavior》也即将公布一项研究，表明博客比非博客要快乐得多。
心理健康专家认为，日记形式的网络博客，更利于人们把自己内心的痛苦(愤怒、不解、迷惑等等)表达出来，因为有了读者的关注，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人们的帮助。这里帮助并不一定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博客与读者相互的沟通交流，慢慢的释放人们心理的压力，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来源/图片
本文来自煎蛋(http://jandan.net/)，作者为oioi。
原文：
Why do people write confessional blogs?It’s a creative outlet.It’s a forum to vent.It’s an exercise in exhibitionism.To mental-health experts,though,it’s more than that:a blog is medicine.Psychiatrists are starting to tout the therapeutic power of blogging,and many have begun incorporating it into patient treatment.A forthcoming study in the journal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even suggests that bloggers might be happier than nonbloggers.
Mental-health experts say blogs are a step up from plain old diaries,chiefly because of the built-in audience.As kids,we learn that if we air our problems,we get help.We associate communication with consolation,particularly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Blogging fulfills that primal need for sympathy."Writing is an effort of the brain to communicate for comfort,"says Harvard neurologist Alice Flaherty."Diaries are a form of that communication,but removed.Blogging gets you closer to that sympathetic audience,and that’s what makes it therapeutic."According to psychologist John Suler,the anonymity of blogging provides another therapeutic boost:it’s high intimacy with low vulnerability.But blogger beware."Revealing too much,"says Suler,"can cause shame or guilt."So blog to your heart’s content,but leave some things to the imagination.
来源：http://www.newsweek.com/id/142630

北京《生命时报》约稿，写写现代人的“委屈”，说实话，心得不多，写不好便硬写。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艰辛。当前的社会上，许多人都有一种“生活不容易”、“自己太委屈”的感觉，快节奏的生活，让流行歌曲《太委屈》成为了许多都市人的心声：
小韩老师在一所重点中学工作，虽然工作时间不长，却因出色的表现被校领导委以重任，当上了毕业班的班主任。然而，整日在学校中和学生“摸爬滚打”，他总觉得自己休息不够、压力太大，所以，一有机会，他便要约上三五好友，去娱乐场所卡拉OK或者“暴撮”一顿，释放一下自己。用他的话讲，“工作如此辛苦，有时间不自我犒劳一下就有些对不起自己了”。
老许在一间国营企业干了20多年，但前些日子却因为企业经营不善而破产，他自己也提前退休了。回忆自己经历的时候，他总是一肚子怨气，需要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需要上学的时候赶上文革，需要生孩子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需要工作养家的时候赶上下岗潮，需要为儿女结婚做准备的时候赶上房价飞涨。看着人家的日子似乎都过得挺好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了。
与小韩、老许相比，管局长则过着社会上许多人羡慕的生活。他40多岁的年纪，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现在已经是政府机关局级领导，每日衣食不愁，又身居要位。可是，高处不胜寒，管局长感觉自己的精神压力比一般人更大，身处机关，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生活中也没有几个真心朋友。而且，他也觉得所接触的人都是自私和怀有敌意的，因此，他常常会对下属乱发脾气，对社会上的事情也多看不惯。
从小韩、老许到管局长，他们年龄、角色、社会地位等诸多不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生活太委屈、不容易”。可以说，当前社会上，这种自觉不如意的悲观心态并非个案，那么，从心理学上讲，是什么让人们感觉如此不佳呢？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进步。以往中国人的生活，更多地为物质改善而努力，很少考虑自己的心态感受。而今天，随着生活的进步，更多的现代中国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体验、心理感受。在一日三餐之外，他们也更多的开始考虑自己的精神生活，在满足物质需要之外，也希望活得更为自我一些，更有幸福感一些。这无疑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比如在学校工作的小韩，在感受到工作压力的同时，主动去开展一些娱乐活动来放松自己，虽然在言语上还有些抱怨之气，但实质上，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也是现代人努力工作、尽情娱乐同时并重的表现。
其次，有些人的抱怨和委屈来自于看问题的视角。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参与者观察一组人的讨论活动，参与者由于坐的位置不同，在视野内看到的讨论者是不一样的。比如，参与者A看到的是讨论者甲的正脸，乙的侧脸；而参与者B看到的是讨论者乙的正脸，甲的侧脸。最后，实验者要求参与者说出甲乙谁在讨论中起的作用大，结果A认为是甲，而B认为是乙。换言之，参与者们看谁看得更清楚，便认为谁更重要，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当事人/旁观者视角效应”。当前，许多人觉得自己和别人相比，更为“倒霉”，这种感觉也往往来自于这种效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更不幸、更倒霉，关键在于作为一个个体，你更清楚自己所面临的烦恼和挫折，而看不到别人的艰苦，是所谓“千人千般苦，别人不晓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活得光鲜亮丽，而自己却诸多不如意。上文提到的老许的遭遇，其实不只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那一代人的遭遇，相信许多人所遭受的苦难不比老许少，但由于能意识到生活中的积极层面，感受没有如此之深而已。
再次，这种“太委屈”的感觉也可能来自于欲望的扩张和控制感丧失的担心。在政府任职的管局长，虽然在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但正因为处在这个位置，他也可能经历着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心灵困扰。一方面，身居高位的人所遭遇到的诱惑更大，也容易让人欲望升腾，但这种诱惑与压力同在，在无限扩张的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点也不比普通百姓小，这往往让人心神不宁、倍感失落；另一方面，生活优越的人也往往“高处不胜寒”，他们更害怕丧失当前拥有的一切，对于生活的控制感无疑是对人充满诱惑的，但是这种控制感的丧失也更让人可怕。因此，在管局长的心中，既有对更好生活的欲望，也有当前控制感丧失的担心，他活得也“委屈”，但是，像他一样，将这种“委屈”发泄到对属下的训斥、对社会的攻击上，就有些不合适了。
其实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哪个没遭遇过挫折，谁个没受过委屈？那些觉得自己最委屈的人，所经历的人生遭遇不见得是最惨烈的，你活得开心与否，更多的时候，不是取决于你的遭遇，而是取决于你是否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在某些心理咨询和心理类节目中，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总是习惯地被归因为童年创伤，随着童年的硬壳被层层剥开，当事人开始卸下防御的盔甲，流泪、伤心、发泄、控诉……似乎到此为止，根源找到，伤口愈合，问题迎刃而解。
不能用归因论理解心理分析
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心理专家李子勋认为，咨询师不能用简单的因果思维来看待事物，事实上，世界上的事物之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心理治疗太简单了，一个傻子都可以做。”李子勋解释道，在这类咨询师的眼中，心理学实际上是考古学，去挖掘你埋藏在记忆中的各种体验，他们以为在当事人身上找到的故事肯定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上不一定。咨询师的诱导、暗示往往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任何人都会从纷繁的经历中找出匹配或迎合心理治疗师的内容，当这个描述一旦形成，当事人就会认为自己真的成了这样的人。而实际上一个人如果活到50多岁，什么样的事没经历过呢？
治疗师的内心地图决定了咨询如何推进
“在很多咨询中，悲伤的故事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咨询师想从当事人的悲伤中‘获益’。”李子勋的观点十分有趣。
他说：“假如咨询师对当事人糟糕的东西感兴趣，当事人总会告诉他比原来更糟糕的故事。因为当事人会无形中把咨询师的期待放进去，会无意识地迎合咨询师——是咨询师内在的内心地图决定了咨询如何继续推进。”
实际上，当事人未必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心理治疗没有绝对的真实，而是在建构真实。”记忆是随时随地的建构创立出来的，一个人5岁时讲一件事和10岁时讲可能是不同的，等到50岁时再讲，就会加入更多那个年龄的认识。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单凭记忆去追溯人成长的心理学也是不可靠的。
“咨询师应该把心理学看作建筑学，而非考古学，是要利用当事人的事件和故事，找到记忆中比较有利的资源，建构让当事人的内心感觉好的故事。”
只有对当事人有效的才是对的
李子勋认为，每一个心理咨询师都应该以多元为导向，以当事人为中心去思考，而不是符合什么理论。比尔·盖茨当年要休学创业，假设他的父母请一个心理医生给他治疗，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那么也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了。
李子勋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心理医生自学一点书本知识，考取一个资格证书就去给别人治疗。他们凭着自己的热忱，在现实中运用各种可能已经非常陈旧的理论去对待当事人，甚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当事人，非常危险。
他介绍，21世纪心理学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之一就是产生了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产生于混沌学，这种理论认为，在人能理解感知的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自在世界，我们无法影响它的变化和发展，它是自组的。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人们能够预见、操控和认识的。人们以为自己认知了，那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所限只能看到这些，看到的这些可能也只是一个假象。
自组织理论打破了从前心理理论的神圣感，把以往人们对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崇拜变得一钱不值。“在自组织理论中，没有什么是对的，对当事人有效的才是对的。”
李子勋建议，国内的心理学需要从权威的角度上下来，成为一种服务。现在国际上很多心理中心不说“咨询中心”，而说“服务中心”；不高高在上地说“帮助谁”，而是说“服务谁”。如果诊断当事人抑郁，那咨询师的眼睛就只看到抑郁，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方面，而当事人有可能在这种暗示下真的变成“抑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地图，心理咨询师的任务就是找到当事人的内在地图，而不是拘泥于他的故事，去重新建构对当事人有效的新的故事。
作者：郭韶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6.21 链接：http://www.gmw.cn/01wzb/2007-07/01/content_631793.htm

现年40岁的李献云大夫，从1991年开始就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当一名心理医师，可是从前，她从不在公开场合跟人谈论她的工作。她说，一般人会认为那是一种古怪的工作，并且，会想当然的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工作。但是现在不同了，那些与她来往的人都对她的职业产生出很大的兴趣和敬意。
“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心理医师和谈到我的工作，他们就会露出钦佩的神色，”李献云说。“他们会咨询我的建议，有的人问如何抚养孩子的，有的人会问如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的。”
彭博社近日刊登当·劳伦斯（Dune Lawrence）的一篇题为“毛泽东会见弗洛伊德：精神紧张的中国人寻求西式疗法”（Mao Meets Freud: Stressed Chinese Seek Help in Western Therapy）报导说，经过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和住房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资本主义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教育和求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贫富差距更随之不断扩大。为了缓解所面对的压力，一些人开始转向西方式的工具，寻求帮助，包括接受心理疗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理念和传统文化过去一直提倡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国度里，这是一种相当剧烈的改变。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民众也比以往更开放，更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成都的心理医师郑玉（Zheng Yu，音译）说。
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中国人口中，有15％的患有精神疾病，占中国所谓的疾病负担的20％，而疾病(或伤害)、早死对患者、家庭、社会和国家所造成的任何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损失或压力都可称为疾病负担。相比较，世界健康组织估计，全世界的疾病负担比率大约为13％，到2020年时可能会上升至25％。
工作压力大
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根据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Hudson Highland Group Inc.）的一项调查报告，51％的中国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要比前年大。根据该报告说，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在亚洲压力程度上排位最高。
“一些人有了钱以后，他们会感到，‘我很成功，但还是不快乐，’”37岁的李凯西（Kathy Li）说，她于2005年辞去传媒界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咨询诊所。她指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让他们感到满足的是来自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因素。”
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导致8.75多万人死亡，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心理医疗事业的发展。政府官员专门请来了外国专家为地震幸存者进行精神和身体创伤的医疗。
需要外界援助
需要外界援助，也暴露出中国心理治疗人材短缺的现实。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大约3万名专业心理医师和顾问。世界健康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亚洲国家中，每10万人口中才有1.3名心理医师。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是13.7名。
“你可以看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李凯西说。
过去10年里，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设立了心理辅导证书的考试制度，大多数大学里现在也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设立了辅导中心，帮助学生缓解压力和解决类似的问题。
国际合作也提供了培训的机会。非盈利组织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招收了57名中国人，参加一个为期2年的培训项目，由美国心理学专家通过互联网电话服务软件Skype来进行相关知识教学和培训。美国心理医师还通过北京自杀研究和防范中心提供培训课程，李凯西就是在那里工作的。
“爱面子”的文化尴尬
然而，中国的心理治疗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90年前。1917年，中国成立了首家精神诊所，心理医学第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是，在共产党于1949年掌握中国政权后，心理医学被视为了伪科学，打入冷宫。而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医学被直接下令禁止。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爱面子”，强调“面子”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以及转弯抹角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者，都与以公开谈论问题做为治疗方法的心理医疗截然相反。
中国的传统习俗还强调个人对集体，特别是家庭的贡献，而不主张自我实现。而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这种观念更为弘扬加深，教育和宣传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李凯西说，她在医学院读书时并没有接受过心理医疗的培训。现在，她采用心理辅导方法来治疗她的许多病患者，而部分原因是文化传统和一些中国人讨厌药物治疗。
“他们对我说，‘我不想吃药；药物有很多严重的副作用，’”她说。
调动内能的中式心理疗法
其他医疗方法也越来越流行。北京中医大学的教授，59岁的刘天军（Liu Tianjun，音译）就崇尚传统的气功疗法，通过调动人体的内部能量来强身健体，他称之为中国“自己的心理疗法”。上海心理医师，46岁的z赵旭东（Zhao Xudong，音译）实行家庭疗法，有时候也采用催眠疗法。
他说，他的诊所已经“太忙了”，“新到的顾客要看门诊得等上5个月”。
成都理疗师郑玉每周有4天时间会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通过Skype与他自己在纽约的心理医师通话。他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坚持这么做。现年38岁的郑玉不论是私生活还是在工作上，都遵从弗洛伊德于20世纪初在维也纳创造的长期精神分析法。
独生子女需要心理动力学
人口专家预测，未来10年，中国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独生父母”家庭至少会达到上千万个，并将成为社会主流。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作为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核心的独生子女夫妻，上面最多会同时有12位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不管在经济还是情感上，这样的压力都是显而易见的。（资料图片）
郑玉说，弗洛伊德的家庭动力学理论是以希腊神话中，杀死自己父亲，与自己母亲结婚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为基础。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上许多独生子女的烦恼相吻合，这些独生子女受到过度保护，无法从父母身边独立。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股市已经下跌了64％。此外，当前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消费需求缩小，使得依赖出口带动经济成长的中国及其民众的压力可能随之增加，这些都可能会增加民众对心理治疗师的潜在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心理辅导做为缓解压力的方法，李献云担心，人们可能又会对心理疗法抱着过度期待的心理。
许多人现在“把心理医疗视为某种奇迹，”她说。他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心理医疗其实更像医学，没有办法解决病人的所有问题。
编译：林桂明
来源：http://www.chinapressusa.com/observer/2008-10/22/content_159063.htm

这是我看到的最全面揭秘那些所谓高价心灵提升课程的报道，报道来自于《成都商报》，在天涯网作者的网名是“冷香暗渡”。

这是我从业12年以来做得最辛苦、花费成本最高的新闻稿，从今年1月一直做到现在，还将继续深挖下去；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难把握的一篇稿子，几乎搞得心力交瘁。而最终的成品却并未让自己满意。要评价这样复杂的新生事物，除了要有“深入此山中”去调查的勇气和毅力，更要有能跳出事物本身，凌空俯瞰的学识和能力。在做这种稿子时，才发现自己的底子薄，学识浅，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但仍想帖在这里与方家探讨，一是想得到一些中肯的意见，二是希望引起有识之士对我所报道现象的关注。个人认为，它对社会的影响有扩大趋势。——作者按
编者按：
我们不得不关注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原名“生命源泉”（Lifespring），发源于美国。
作为一家权威公信的主流媒体，我们无法对这样一个进入社会主流人群并发挥着越来越大影响潜力的新生事物视而不见。
这门“课程”的学员多系“社会精英”：商界高管、企业白领、政府官员——而有关这门课程的巨大争议如影随形：褒之者誉其为“心灵鸡汤”，不惜辞官位、弃事业乃至抛家别子为其鼓与呼；贬之者斥其为“精神传销”，四处举报，呼吁“全面封杀”。
我们历时五月，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调查。但我们仍然无法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新生事物做出简单的结论性的判断。我们只能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其做出尽可能深入、全面的解读。同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义务给读者们一个善意的警示：该课程不仅在国内风糜，还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一些研究者认为课程的内容设置含有“心理控制”成份，并非适宜所有人群，可能对学员造成“心理伤害”。目前有些国家已成立民间组织，为该课程学员提供“心理救助”。广州市去年曾查处一经营该课程的公司。
“心灵鸡汤”？“精神传销”？（眉）
暗访5个月，揭秘全封闭“精英课程”（主）
本报记者成都“上课”，该课程在国内日渐风行，其社会评价呈“两极分化”（副）
“我受不了了！她简直疯了！”6月3日，在受到妻子夜以继日地狂热“感召”后，成都市民陈先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妻子自被朋友“感召”去学习了一种奇特的课程之后，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变得热情高涨、信心爆棚、喋喋不休，四处狂热地去拉亲朋好友也去读那个课程，往往说着说着就声泪俱下，像着了魔一样。读那个课程只有很短的时间就至少要花2万元钱，搞得大家都以为她在搞传销，都开始疏远她，她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真诚地帮助别人’——”
类似陈先生式的苦恼，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成都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不仅成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香港、台湾等地区乃至绵阳、德阳等中等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这门课程的“冰火两重天”之中。 近10年来，这种从美国引进的“体验式”培训课程正悄然风糜国内各大城市。每月都有成千上万的“金字塔中上层”人士掏出大把的钞票走进这种“封闭式课堂”接受“洗脑风暴”。
此类“体验式”课程有许多共同之处：
从宣扬的效果来看，都很“万能”：增进工作效率、突破眼前困境、超越自我极限、增强领导才能、改善人际关系—–
从收费标准来看，都是“天价”：一个阶段仅三五天，收费一般在3千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上万。所以此类课程“影响的”都是对城市“有影响力”的“富人”；
从授课方式来看，都是独特的“体验式培训”：授课者并非学者教授，也非“老师”，而是“导师”。他们从不备课，不拟题纲，不做枯燥的演讲，而是以超常的口才加以一个个“游戏”和“练习”来触动和引发学员的“体验”。
从传播方式来看，都很“神秘”：不允许学员以任何方式作记录，所有学员在进入课堂前都必须书面承诺不得对外透露课程内容。而最奇特的是此类课程都从不做广告，也从不对外公开招生，完全通过学员们去“感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参加来得以扩展。
从社会效应来看，都极具“争议”：支持者赞其为“心灵鸡汤”：“这短短的几天改变了我的一生，以前的我死了，现在走出课堂的是一个重生的全新的我”；反对者则斥之为“高智商新骗局”：“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传销。”
课程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例如成都一政府机关局长在上课后辞职，她认为：“课程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终于明白了我想要的是什么。”
在成都，有四五个专营此类天价课程的公司，部分公司的业务范围已覆盖国内多个城市。
从2003年7月起，记者就与这门课程的部分学员陆续有过接触。他们多是商界成功人士，另有部分高级白领、政府官员。但他们只是向记者盛赞这门课程的功效，一位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区的总经理甚至坦言：“这是我上过的众多培训课程中最有价值的！”但对相关课程内容他们均讳莫如深。
几年过去了，这门课程在成都发展迅速。到如今，每月被亲友同事“感召”进课堂的学员已达到数百人。据粗略估算，这门课程每年在成都收取的学费数以千万计。 天价 “体验式”课程究竟“体验”些什么？这种奇特的“精神食粮”有着怎样的“营养”？它为什么会在中产以上阶层中风行？有关此类课程的种种传言扑逆迷离。2002、2004、2006年，陆续有部分国内媒体对此课程做过质疑报道。但采访范围仅限于外围评价。
为对这一越来越具社会影响力的新生事物做出尽可能深入、客观、全面地解读，今年1至6月，记者在一位“LP”（课程术语，指完成了三阶段培训的学员）”的“感召”下，先后花费2万元，进入经营该课程的“成都XX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全程体验了5个月，揭开了这门天价“体验式”课程的神秘面纱。
记者暗访的这家公司将课程命名为“个人才华提升课程”，分为“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个阶段。在进入每个阶段之前，学员都需要先做“功课”–填写一份极为详尽的个人资料，并签订一份“协定书”。之后在开课前，公司还会安排专人与学员一对一地做课前谈话。
但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介绍你进入课程的“感召人”，均不会向你透露任何关于课程的内容。许多被“感召”的学员就这样抱着“好奇”的心态掏出了钱包。
三个阶段每月都只开设1个班。探索课程授课时间为3个晚上加2个全天近40个小时，学费3300元；突破课程为五个白天4个晚上，学费为6900元；领导锻炼为3个月，每个月公司会安排1个周末上课，平时每个周末则由小组长们（义务回公司服务的LP）组织开会，学费为3900元。在学习过程中，还会产生几千元其它费用。一些外省学员常“打飞的”往来，学习成本更高。
除了“领导锻炼”有部分时间在户外进行“拓展”外，“探索”和“突破”均系全封闭培训。所在教室没有一个窗户，室内空气混浊。课程安排细致严谨，有点军事化训练的味道：进入课堂前，所有学员需关闭手机，寄放随身物品；时间再长，也必须按规定保持同一坐姿或站姿；不允许私语、走动；时间精确到秒，每逢做游戏练习或中途休息，会有专人手持秒表卡时间。
课程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今年3月5日，这家公司在新会展中心召开了一个“LP”年会。有约400人著隆重晚妆参加。会上一个“LP”自编的小品也许最能反映这套语言的运用模式：
“郭靖”：啊，蓉儿，我体验到你又长胖了几斤！我感召你注意保持体形—–
“黄蓉”：啊，靖哥哥，谢谢你给我真实的回应！但那只是你的看法——
课程六大设计，引发广泛争议
课程的内容主要分为六部分，而每个部分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议：
一是由导师结合一些故事、寓言或现实状况来传递某种理念。
例如导师先让大家各自例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做的事。然后再让大家一一展开分析，最后引导大家得出结论，“除了生和死是真正的‘不得不’之外，其实你所做的‘不得不’本质上都等于‘我愿意’。因为这都是你在比较了所有的得失之后做出的选择，你就要对你的选择负责—–”
类似的理念很多： “假如所有的人都说你是一头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一辆车来拉”；“藏在心中的爱不是爱，活现出来的爱才是爱”、“所谓的缺点其实都是你的‘特质’——现实生活中一些缺点为什么很难得到改变？那是因为它有‘潜藏好处’——”
这些理念涉及引导学员们改变心态，其宣扬的价值观多数比较主流。例如“负责任”、“感恩”、“活现生命价值”等，能得到学员们的普遍认同，一些对课程的正面评价由此而生。部分同学认为收获很大：“以前几十年白活了，到现在才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也有一些学员质疑其中的某些理念比较“唯心”，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作用，例如课程宣扬“人生是一场感召的游戏”、“把困难看小，把自己看大，只要你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
一个女公务员受困于机关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导师引导她“你就是源头，你想要真诚的人际关系你首先就要真诚地去引发”，而当她将这一套用在现实的工作之中，她发现根本行不通。更加困惑的她在学完二阶段后退出了。
二是让学员们轮流发言，讲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课堂中的体验感受。
这在课程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分享”。“分享”是课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据了大部分课堂时间。导师则往往从“分享”中找到典型事例追根溯源，“放大”并“解剖”，让学员们从中看到“关于自己”——
导师要求学员们必须把其它同班学员全部视作“死党”，以锻炼“沟通、信任、付出和团队精神”。为此，导师鼓励学员们“开放自己”：“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你平时一直戴着面具生活，难道到了这里你还要对自己虚伪吗？”
在学员”分享“时，导师不允许用“我希望——”这样的日常句式，而要换作语气更强的“我要—-”。于是学员们的发言，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慷慨激昂。连一些平时胆小懦弱羞涩的人到后来也变得勇气十足。这让部分学员感觉“收获很大”：“我发现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好象突然拥有了某种力量。”
到后来，“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导师和“死党”们会引导你说出你深藏心中的秘密。例如你小时候受过什么打击和侵害？什么事让你变得这样封闭？甚至包括你是否吸过毒、嫖过娼、有过一夜情，是否同性恋、是否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等等。
一般的学员开始都会有些排斥或羞涩，但到后来绝大多数都会完全“放开”。甚至有女学员会讲到自己如何被男人骗、又如何出卖自己、堕过多少次胎等等极为隐私的话题。
部分学员“开放自己”后会觉得“很爽”：“终于说出来了，心里轻松多了！”但也有学员却会深受打击。那个讲出自己隐私的女学员，她被其他学员当众指责“你真不要脸！”——事后她迷惘地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讲那些事，我很后悔！”
三是导师教大家玩一些游戏，通过游戏来看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和行为模式。
有一个游戏叫“红黑游戏”，导师把学员们分成两个组，事先要求“累积到最高的正分算赢”。结果两个组的学员都害怕对方的分比自己高，不约而同采取了和对方同时得零分的方式。这时导师开始给大家打总结，分析大家游戏时的心态，讲解课程所提倡的观点，并引申到现实生活中的相关现象：“有人做到了双赢，有人却选择了两败俱伤—–你平时是否也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你是否和你的同事、下属、爱人正在玩着这个游戏？”
有的学员深受触动，开始反思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地去看清自己、反省自己！”；而有的学员则很反感，认为导师把大家在游戏中的态度等同于对人生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家进行“引导”是一种“误导”：“课程让我们自我否定，这是一种高明的‘洗脑’。 ”
有些游戏引发的争议很大。2002年和2006年，广州的两家媒体曾接到读者投诉，从而发表过质疑报道，其中矛头直指一些“怪异的游戏”，其中提到的“互骂”、“脱衣舞”、“死亡体验”等词汇很容易引发读者的负面联想。但就记者的亲身体验来看，有些游戏的方式的确值得商榷，但此前媒体对其性质的解读也存在误读。
例如所谓的“互骂”游戏，其具体做法是：学员们组成马蹄形，让每个学员轮流站在马蹄形缺口处的“压力点”反思自己，其余学员们则一个接一个地反复批评，直到导师叫“停”为止。如批评得不够大声，会被认为是对“死党”们“不真诚”，甚至遭到导师痛骂：“我屌你！你到这个时候都还在出卖你的朋友、出卖你自己！”
这种游戏很考验当事人的承受能力。 “你虚伪”、“你懦弱”、“你自以为是”—-当陷入了众口一辞的批判浪潮中时，站在“压力点”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职业如何，哪怕一些现实生活中身份显赫的“成功人士”都会感到惶恐，身子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甚而至于泪流满面。
记者所在班在玩这个“游戏”时，全班学员都在“压力点”痛哭失声，只有记者一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种“非理性批判”，但换来的是小组长们和导师的“恨铁不成钢”：“你的钱白花了！你已经没有接收和提升的空间了！”
另有一些游戏是把学员们划成9个小组演出不同的小品，每个小品中的角色都代表一种性格类型的人，在经历了不同的“死亡”之后获得“重生”——这些小品全由学员们在规定时间内自己去设计服装、制作道具并演出完毕。
小品的一些表现形式的确涉及了“脱衣舞”和“死亡体验”，其性质并非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堪，但其“提升素质”的功效实可存疑。
四是进行一些公益活动和慈善活动。
在课程中，导师会要求学员们从事一些公益活动：“我是源头，从我做起。”
在“领导锻炼”阶段，每个学员被要求锻炼“社区成长”，即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感召”他人爱护环境、义务献血或慈善捐赠。个人每周至少做1个小时，整个团队必须合作完成2小时“团队社区成长”。
5月6日，记者所在班的学员来到了荷花池，“感召”摊主们捐献儿童物品；5月20日，集体将募捐所得物品送至成都市儿童福利院；6月1日下午，集体来到人民公园“感召”游客们“爱护环境，迎接绿色奥运。”
和其它一些公司不同的是，记者就读的这家公司还将“做慈善”纳入了课程范畴。每个“探索”班学员的3300元学费中的300元被纳入一个慈善基金，公司会安排“LP”代表用这些基金在四川省内去找合适的地方修建希望小学。目前已在蒲江和简阳建成希望小学各1所，第3所希望小学正在筹建之中。
这些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员们的“爱心需求”，也为公司获得正面评价累积了正分。一些原本对课程持怀疑态度的学员至此则有点意识模糊：“现在我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好坏来衡量这个课程！”
但也有学员质疑这些活动“流于形式”，并套用了张爱玲的名言：“课程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上面爬有虱子。”
五是搞一些类似心理催眠的“练习”，触发学员的情感渲泻。
每当开始“练习”时，导师会让大家坐在地上，闭上双眼。伴随着室内灯光的逐渐黯淡、音乐声也缓缓响起。导师则手持话筒在室内走动，口中开始引导大家的想象：“现在，你来到了—–”
导师的声音时高时低，饱含激情，而音乐和灯光也伴随着他的话语适时做着调整。当现场的气氛慢慢蕴酿出来之后，导师的话会变得更煽情。例如在一个叫做“废墟”的练习中，导师用了很长的排比句，罗列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伤害与被伤害的状况，种种被毁灭的美好与希望：“是谁，是谁对你说他会永远爱你？是谁，是谁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你——-”而总有一种能与你自身心底埋藏的伤痛契合，于是你的情绪便会被引发。
当教室中开始传出抽泣声，音乐声会更悲壮激昂。导师也会完沉浸在自己的讲叙中，声泪俱下。记者曾悄悄睁眼，只见满室幽光，部分男女学员已情绪失控，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呼天抢地、喃喃自语——甚至有人在撕扯自己的衣服和头发。
“催眠”之后，灯光大亮，满室都是红肿的眼睛和湿漉漉的脸庞，大家相互对视，恍然如在梦中。导师要求大家不能交谈，静默离开。小组长们则在门口一字儿排开，手上都捧着纸巾盒，任人取用。
有的学员很快就能回到现实生活中，记者曾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妇女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XX，那600万的货今天到了没有？”而有些学员则许久都无法回过神来，进了电梯仍满面悲伤，掩面哭泣。
随着“培训”的进展，“练习”的催眠效果也越厉害。在一个主题为父母亲的“练习”中，不久前失去了一位至亲的记者也不能自抑地情绪失控，进入一种难以言状的梦魇状态—–当练习结束后好一阵子，记者才慢慢恢复常态。这时，感觉异常空虚和疲惫。
有学员认为这种练习有效治疗了自己的“情感麻木”。次日，在一个设立“当下最重要的目标”这个练习时，和记者分在同一小组的3名富商定的“目标”均是“至少1个月陪父母吃1次饭，至少每周打1次慰问电话”；而也有学员认为把同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施于不同人等组成的群体，存在重大隐患；
六是要求学员去“感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来“提升自己”。
这是引发争议最大的关键部分，一些被“感召”的对象近似于被骚扰。因此该课程往往被人疑为“精神传销”。
课程中，“感召者”被称为“小女孩”，被感召者被称为“海星”。这来自一则寓言：烈日下，大批被风暴抛上沙滩的海星即将悲惨地死去。一个来海边游览的小女孩不停地捡起海星抛回大海。母亲劝她说，这么多海星，你永远也捡不完。但小女孩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导师在讲这则寓言时非常动情，听者也个个动容。这时导师会告诉你，你就是那个“小女孩”，你的亲朋好友就是你的“海星”。他们正在现实生活中“搁浅”，亟需你的“挽救”。惟一的“挽救”方式就是–“感召”他们也来读这个课程！
在“领导锻炼”阶段，这种“感召”成为一种强制手段：每个学员每周都必须宣言自己下周要做到多少个“3C”（课程术语，即感召成功的“3个认证标准”：被感召人有意愿来提升、完成功课、缴纳学费）。否则就只能“下车”。
在第一周末，记者所在班的大多数学员都拒绝宣言。导师会将你的拒绝等同于“你没有自信”、“你不关爱你的朋友”等等，并告诉你，“你抗拒的正是你要突破的，你要锻炼的正是如何去做到自己不愿做的事”。如果仍然有人不愿就范，导师则会声色俱厉地喝道：“你既然选择了我这个教练，就必须服从指挥。这是一场游戏，你必须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不然你就不要玩儿这个游戏。”中途，我们这个班的“状态”让公司很不满意。领队最后要求我们每人必须在1周内做到1个“3C”，未做成者“下车”。记者据理力争，甚至表示将请律师对簿公堂，公司这才做出让步，让记者做出“宣言”后继续“锻炼”。
此后，全班学员每周都会被迫“宣言”做多少个“3C”。而“宣言”将被视为你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做到，从导师、领队、小组长到其他“死党”都会来问你“为什么没有做到你的承诺？”都会来帮你分析“在做‘3C’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是行得通的，有什么是行不通的—–”
“做3C”之所以最易引起争议，还在于课程将自身的功效“神化”，“做3C”被视为“功德无量”，记者所在班的导师甚至将其上升到“关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兴亡”的高度。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课程地深入，多数学员对这些说法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甚至会将其当做“利人利已”的大好事，不仅理所当然去做并可从中体验到“崇高”和“满足”。
到“毕业”时，记者所在班共做成了20多个“3C”–“海星”们均是学员们的配偶、亲人、同事、同学和下属。有些“小女孩”为了完成任务，甚至不惜自己掏钱来发展“海星”。
有的学员感觉自己从中“得到了提升”：“学会了沟通，重新审视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有的学员则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夫妻不合、父子不合、朋友反目——
3月4日，一位女学员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4个女友也险些与她断绝关系；5月6日，都江堰的一位男学员被父亲打了一顿后关在家里，禁止他再去上课；6月1日是学员们必须出席的第3个周末，而有一女学员则提前4天就被男友“软禁”起来，手机也被砸坏。其男友也曾是一个“LP”，她就是其男友的“海星”，但后来其男友却渐渐认为这个课程“有问题”，禁止她再来上课。
有了5个月的切身体验，记者感到这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上的空白，满足了人们在这个社会转型期的独特心理，有一定“心理救助”作用。这门课程的设置极为精妙，环环相扣，能将学员置身于一种身不由已的处境，而课程的传播者会让你相信并接受“课程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你好”。从自身的营销来说它做得非常成功，将成本最小化而利润最大化。但它宣扬的带有唯心色彩的观念、带有强制性的思想灌输手段、对理性认知和一切异见的排斥、怪异的训练手段、部分学员超乎寻常的狂热，冲击了人们原有的思想范畴和道德秩序，极易引发争议。
6月15日报道:
课程这样“感召”你（主）
“生命源泉”赢来的社会评价呈两极分化，除了其课程内容本身容易引发争议，其向学员灌输课程理念的方式因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围而争议更大。
方式一：疲劳轰炸，“魔鬼训练”
课程安排得极为紧凑，时间与正常作息错乱。例如“突破”的五日四夜，每天从早上10时上至晚上12时过。期间只在下午四五点钟安排一次就餐时间。每次课间休息时间很短，且要完成“作业”。夜间下课后还有大量作业。课程的原则是“每晚至少把头放在枕上4个小时”。这样的“魔鬼式训练”让学员们处于极度疲惫之中，大脑疲于思考，加上长时间身处一个封闭式环境（教室无一个窗户，空气混浊），更容易被动接受外来信息。在“突破”结束当天，100%的学员声音嘶哑、双目红肿、体力透支。次日几个学员病倒，包括记者在内的两名学员因肺部感染不得不到医院输液治疗。
方式二：反复灌输，强化功效
课程上传输的理念有的很主流，能得到普遍认同，有的“听起来很美”，却与现实规则相冲突。如课程将人的心态分为“索取者”和“付出者”：如果你感到沮丧、痛苦、压抑、怨恨等不快感受，则说明你处于“索取者”心态，只要你将心态转为“付出”，就能从这些不快感受中“转移”到快乐、轻松、有激情的境界。每当学员有何状况时，导师会提醒你“体验自己处在索取者还是付出者的位置”。
这样的思考范畴的设立，可以让学员慢慢建立一种“认知”，其外在表现为感到自己“心态比以前变好了”；但必竟那些“不愉快”的产生原因极为复杂，并非仅凭“调整心态”就能消解，学员们往往面临一个“自我意愿”与现实环境的剧烈碰撞，于是学员会出现情绪波动和思想反复。课程则会反复强化灌输效果：“探索”让你“发现可能”，“突破”让你去“实现可能”，而最后3个月的“领导锻炼”则是强化“你的转变”。
其间一些“协助力量”会贯穿始终，例如以小组长们为代表的“老LP”，会通过现身说法、“嘉许你对自己的高要求”等方式“感召”你进入下一阶段。其程序设计非常精妙，几乎做到了“无缝衔接”。
就记者这5个月的观察，一些“强者”能做到将课程理念与现实规则的融汇与区分，从而获得一定意义上的“提升”，因此课程能得到部分“精英”的推崇；但一些“弱者”则仅能获得一时的“快感”，当激情消褪，就可能面临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其表现出来的异常会引发周围人的不安，从而引发对课程的负面评价。因此有学员认为，课程如海，只适合“泳技高超”的人群。
方式三：虚拟温情，填补需求
“原来你曾虚拟某种快乐黏住我心扉，一旦撕开就散裂，原来我曾伪造一个用情锁住的世界，解开之后人全非—-”张宇的这几句歌词正是对课程这一方式的最好解读。
课程会在短时间内营造一种不同与现实生活的美好氛围：你身边的人都是你最值得信任的亲人、死党，这里没有伤害，没有欺骗，只有互相的包容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爱着你，你也爱着他们每一个人——那种氛围相当令人沉醉，总有一种能量能让你激情万丈，也总有一种能量能让你泪流满面。
但这种“爱”不是建立在一个相知相吸、经历过现实考验的基础上的，一旦脱离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学员们的激情往往如肥皂泡般迅速消褪，一些情感脆弱的人会由快乐的巅峰跌落现实的尘埃，空虚、迷惘，失去人生方向感：“我怎么找不到那种世外的感觉了？”这种现象在课程中的术语为“死火”，导师会发动集体的力量来帮助你“穿越”、“转移”到“付出者心态”。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课堂上都小心地维护着这份“难得的体验”，极少有人惊醒那种“梦幻”。为了持续获得“体验”和“提升”，有部分学员会反复去读这个课程，或是回到课堂当小组长。记者一直拒绝在课堂上高呼“死党们，我爱你们每一个人！”换来的评价是“冷漠、高傲、自以为是”。
方式四：集体认知，削减理性
在课堂上，学员不可以有不同于导师的意见，“你一定要暂时放下你的评估、分析和判断，因为你现在要学的是你以前没有的，人要突破旧有的框架，肯定会排斥会痛苦，但你一定要坚持，只有穿越自我才能拿到收获”。如果你试图对接收的信息进行理性“过滤”，则被认为“你还在玩儿你那一套！如果你只想玩儿你原来的那一套，你花这么多钱来这儿干什么？”导师会一直用质问或批判甚至痛骂的方式来帮你“突破自己”，多数学员会逐渐放弃对原有想法的坚守，进而认可课程理念，这会为你赢来如潮“嘉许”。
如果遇上特别的“顽固分子”，导师会采用暂时退场的方式，把此人交给全班同学去“达成共识”。而课程规则“整个团队做到才算赢”，这时，当事人会面临巨大的“集体压力”。为了不“拖累团队”，也为了不被“集体抛弃”，绝大部分都会最终屈服，极个别的会选择“下车”。
在课程中，往往还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甚至发生学员及学员家属与公司间的激烈冲突。公司和老“LP”们会向新学员解释说，这正是大家“学习、提升的机会”：“就是要让大家从诸如此类的具体事件、具体细节中去体验、学习、领悟。”
方式五：庄严仪式，“清洗旧我”
课程中有许多庄严的仪式，能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让人变得更敏感，情感更容易被引发。 有时导师会鼓励大家大哭大叫，直至声嘶力竭。然后告诉你，你刚刚发泄出来的那些不满、痛苦和不美好的东西都已得到了彻底“清洗”：“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
课程中还有一些“感恩”、“传阅LP族谱（历届LP留下的个人感言）”、“火炬传递”等特殊仪式。其主题离不开“课程给自己带来了哪些不一样”。多数人在“分享”时言语夸张，所谈感受惊人一致，整个程序模式化，往往会引来一些嘉宾的质疑：“你们是怎么回事？怎么看上去怪怪的？”而在课后，大家对课程的实际评价往往和课堂上的发言有重大出入。在毕业的“火炬传递”仪式前，同学们特意找到记者，提醒记者“在那种场合下不要太坚守自己，适当作些让步，不过是一个游戏，好好把它玩完。”
课程极为推崇“真诚”，但对这种“真实的谎言”，却被屏蔽在课程倡导者们的意识之外。
方式六：感情催化，身不由已
并不是所有学员都对课程“感冒”。公司也允许学员们在“试听”2小时后退费“下车”。以记者暗访的公司为例，1月份的“探索”班有120人，“试听”之后，有人退场有人补充，最后留下了111人。到了2月7号的“突破班”只剩了29人，其中还有3个其它“探索”班的“插班生”。而坚持到最后“毕业”的仅为17人。据导师们透露，这个班因中途受春节的影响，故继续“提升”比例偏低。一般情况下，探索班学员约有30%选择继续就读“突破班”，突破班学员会有80%选择“领导锻炼”。
但在退费前，公司会通知“下车者”的“感召人”来“挽救海星”。初级阶段和记者邻座的建筑商张先生曾决定“下车”，但“我那朋友叫我给她一个面子，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求我留下来，我哪里还敢走呢？不看僧面看佛面。想想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当我打麻将输了。”而“海星”的退出，会让其感召人极为伤心。记者所在班的一个男学员就为此归咎于自己而情绪低落。
由于有较大比例的“拉郎配”，加上课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现实操作性，有相当比例的学员在离开课堂后“获得的提升”慢慢消褪。
课程仅对就学者设置经济门槛，只要愿缴学费就可入读。而入读者素质参差，心态各异：有的确是想去“提升自己”，有的则是想去借这个“精英聚集的平台”“招商融资”，有的单身男女则是想去其中“钓鱼”—– 而有些学员从中学到的是“生意经”，目前已有学员在绵阳、德阳“另立山头”。
同一套课程，被不同素质、不同能力水平的“导师”演绎，效果也完全不同，而怎样的人才能当“导师”？眼下的现状是“英雄不问出处”。课程的模式被简单克隆，众多公司在累积经营额的同时，也给课程本身累积了负面评价。
成都导师：上完课程后，局长不当了（主）
“生命源泉”的讲授者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导师。
在推崇该课程的学员们心中，他们都是“充满智慧和爱心的学者”，而在排斥该课程的学员们眼里，他们则是“世故的‘老油条’。”
导师们都系先当学员再“半路出家”。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极为推崇该课程，甘愿为推广该课程放弃自己原有的事业和社会关系；感情丰富，极易流泪；口才极佳，肢体语言生动，不需准备任何教案和资料便能将一堂长达数小时的课上得妙趣横生；有极强的应变能力，能巧妙处理各类突发意外状况。
这5个月内，记者先后接触了3位导师：爱德华先生、温迪女士。两人都是中国人，来自香港，进入该课程前均系商界成功人士；X女士为成都本地人，在进入该课程前系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在上了该课程之后，认为自己此前的人生“纯属虚度”，从而偏离此前的人生轨迹，踏上了推广该课程的人生旅程。
6月5日，记者正式对X做了2个多小时的采访。这位曾被同事们视作“女强人”的前政府官员表示，她早已将一切外界“误解”“置之度外”。
她告诉记者，她接触这门课程是在2001年，这门课程的原名叫“生命源泉”（lifespring），由一个叫“亚洲行”（asia works）的公司于20年前从美国引进亚洲，最早进入日本，再进入东南亚，最后从中国香港地区引进内地沿海城市广州。
那时的她仕途一帆风顺，已在局长任上7年。18年的公务员生涯，让她感觉自己常常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表面上，她早已将一些机关生存法则玩得炉火纯青，实际上却和她内心的一些深层次渴求相背离：“我常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她曾经多次想辞职去追求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她始终没有勇气真正走出那一步。这时，她的一位读过“生命源泉”的朋友告诉她，她“需要一些改变”，而这门课程能够“帮助她完成这些改变”。朋友的话正好“点了穴”，她于是打飞的前往广州“上课”。
“这门课程改变了我的一生。它是一个人生工具，让我明白了很多事，让我学会了区分。我终于明白了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很快就下定决心辞职。”
X的辞职在亲友同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关于我辞职的谣言很多，有说我犯了法被逮捕的，有说我痴迷传销的——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的电话几乎天天都被打爆。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X先到课程同学Z先生的公司打了一段时间工。后来则干脆进入公司做了负责“突破”阶段的专职导师，每月往返成都与广州两地授课。
“当导师很累，收入也并不高。但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奉献真的是快乐的！”X动情得流下了眼泪。 当记者问及课程引发的种种争议，以及课程是否存在一些“设计缺陷”，比如存在一些非理性现象时，X表示，“生命源泉”已流行了数十年之久，“它所有的内容设计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也经历过实践验证。也许它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见得适用于每个学员，但我至少没有见到它对学员产生过什么危害。”
小组长：上完课程后，费钱费力做“义工”（小标）
在“生命源泉”的传播中，除了导师之外，另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小组长。做小组长是每一个导师都会经历的“前期锻炼”。
小组长由学完3阶段的老“LP”义务担任，他们甘愿占用自己的工作、生活时间花费高额成本来这里为公司免费打工——协助导师授课。在“领导锻炼”阶段，小组长的角色尤其重要，任务繁重：3个月内，每一周小组长们都要组织所有学员开会、负责收集“作业”并对每位学员进行3次“电话指导”。其中有几位小组长来自绵阳，他们平均每周要自驾车在绵阳和成都之间往返两次，花费不菲。
由于报名当小组长的LP多，他们还需经过激烈的“竞争”。来自绵阳的李老板有一次因成绵高速大雾，虽提前了2小时出发还是迟到了几分钟，落选后他急得差点儿哭了；另一位男LP有一次因忘了穿“正装”，赶紧去附近商场花1000多元买了件西装，但仍被淘汰。他们很认可公司这样的“严格要求”，认为这正是对自己“严谨度”的最好锻炼。
虽然小组长们性别年龄职业有别，但他们的面部表情仿佛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动作语言也大同小异。而他们和导师们一样，都很容易情绪激动，很容易掉泪。在和他们交流时，表面上他们非常擅于聆听，很有包容心，实际上他们有一种潜在的偏执，根本听不进与课程观点不同的意见。
在学员们的眼中，小组长们们的“锻炼”标准近乎严苛：有一位小组长，说好晚上7点打“指导电话”，则组员们必须以新闻联播的时间为准在7点准时打过去，前后误差不能超过正负15秒钟；
而小组长们都很执著，你“承诺”了的事，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没做到，统统会被视作“借口”，他们会通过种种方式来“支持”你“突破自己”。有一个都江堰的学员，一直很抗拒做“3C”。他的小组长系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先是不停地电话“感召”，最后直接驾车前往都江堰，亲自陪着他去做“3C”。“不念功劳念苦劳”，该学员感动之余当晚就“感召”了自己的小姨当“海星”。这样的情形在小组长中很常见。甚至有小组长不远千里去“支持”外地学员的。他们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课程将小组长们置身于道德制高点：“你们是在无私奉献。”小组长们很认同这种赞誉。在课程中，有许多庄严的“感恩”仪式专为小组长们准备，在仪式的进行过程中，小组长们往往被别人也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而这种“感动”正是支持他们“费钱费力打义工”的动力。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体验到，付出真的是快乐的！死党们，我感召你们也回来做小组长吧！”
有了小组长们“接力式”的“无私奉献”，此类公司雇用的员工非常少，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以记者暗访的公司为例，这个年营业额近千万元的公司雇用的固定职员不足10人。
正方反方热线争议（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昨日众多读者打进本报热线86613333来交流自己上课的感受。其中有知名商界人士，也有企业白领和公务员。其中留下自己真实身份和联系办法的有29位。他们的评价仍然呈“两极分化”。褒之者和贬之者以及迷惘不能判断者的人数分别为：7、14、8。
某软件公司董事长发来短信：我近四年都在这样的学习，收获很大，我认为课程是正面的。
陈小姐：我正在上生命源泉第三阶段的课程，看了报道，觉得记者的整个立场还是算比较客观。我自己的感受是学了之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自己觉得还是有挺大帮助的。我认为学习课程后，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要个人去体会去领悟。我学这个后，周围的人对我的感觉还不错，认为有变化但还没有变得让人觉得不能接受。
家俱商王先生：我的一个朋友拉我去上这个课，他说“你快完了，赶紧去上这个课吧！”我当时想，啥子课那么神哦。但朋友又说，“上这个课程的好多都是些大老板，你的项目不是正缺资金吗？你进入这个课程和他们交上朋友，对你很有帮助！”我这才动心。但也没从中找到什么商机。至于内容，我感觉也不是完全无用，但意义不大，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而且很不喜欢那种氛围，很像传销。
某公司部门经理：我是被上司感召进去的，他帮我出了学费。课程内容我分不清楚好坏，好像有点用，又好像很空。但那种疯狂的氛围让我很不舒服。例如有一个学员指责其它“死党”不来开小组会，说什么“哪怕是妈老汉儿死了，也该遵守承诺先来开会”，真是太可怕了！搞传销的人是财迷心窍，搞这个的却是缴了高价去帮开课程的公司打义工。它对人精神上的控制比传销还厉害！
陈先生：我觉得课程的一些练习简直有点侮辱人格！有一次居然要求一个女学员当众装疯去“突破自己”，还要装得全班学员都认可了才停止，这些方式我不能接受。我感觉上这个课很容易把自己上傻。课程有大量心理技巧，想问一句导师有没有心理医师的执业资格？
专家：“生命源泉”系统削减理性，可能造成伤害（主）
没钱的去传销，有钱的去感召——这是网上流传的有关此类“生命源泉”课程的说法之一。10余年来，课程在中国亚洲一些国家发展迅速。目前仅国内经营这类课程的公司至少有数十家。今年春节，除了成都搞了400人参加的年会，在北京还曾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大聚会。
在不同公司，课程名字、阶段设置及收费标准均有差异。但换汤不换药，其实质内容均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授课的导师也往往在各个公司间流动。
内地的“生命源泉”系从香港地区传入，该课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香港即引起过轰动，当地媒体曾做过多篇报道。
6月8日，记者赶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访该中心学者郑建生。郑建生对该课程做过多年系统研究并出版有专著。他将自己的论著提供给了记者：“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了，目前我没有其它可补充的。”
郑的论著详细介绍了“生命源泉”的发源、流传以及引发的社会争议，其中还收集了其它一些国外学者对于这门课程的研究成果。
“生命源泉”发展轨迹——
郑著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叫Alexander Everet的教授创立了心灵动力（Mind Dynamics）课程，而有学者认为该课程实际取材于灵学大师Edgar Cayce及神智会(Theosophy)的思想。其后生命动力在美国发展为生命泉源(Lifespring)；在日本及香港地区，就发展为生命动力（Life Dynamics）。1994年，生命动力进入香港市场不足四年，已拥有7000多名学员。
而另有其它研究者在网上对课程的渊源做了进一步研究，“生命动力是所谓‘人类潜能研讨会’(Human Potential Seminars)的一种。始祖是美国‘现代心理健康科学’ 的罗恩戴尼提 (L. Ron Hubbard)，后來Werner Erhard将‘现代心理健康科学’、‘心灵动力’(Mind Dynamics)、Silva Mind Control 、佛教禅宗思想结合，成为一套研讨課程，称为 Erhard Seminar Training ，简称est 。est曾在美国流行，反对的人也不少，因为有人参加过之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引起很多诉讼。est后来改名为Forum，最后停办。生命动力、生命源泉等是接之而起的第三代課程，经过修改，把est 较猛烈激进的思想和方法修改了。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est的蓝本。”
“生命源泉”在国外亦引发强烈争议——
郑著中也提到est，并称在其流传之处，都因涉及“思想控制”而引来争议。香港英文报章这样介绍est：“因被指洗脑及制造集体歇斯底里而被广泛地谴责。”美国精神科医学期刊(Psychiatry)在1977年3月号，记载了数个和est学员发疯的案例，1983年9月6日，美国媒体报道了一est学员在课堂上因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而猝死。
至于“生命源泉”引发的不良后果，郑著中罗列了众多资料：美国ABC电视在1980年10月13日制作的《二十。二十》新闻节目中指出，“生命泉源”引用的心理技巧，堪比“极端教派（cult）”。而有许多学员在课后需接受心理治疗；“不单如此，‘生命源泉’更被指导致6人死亡。”，其中一个个案是一个在俄勒尔不懂游泳的30岁学员Artie Barnett，企图游过阔四至五百码的河流而被淹死。“他这样做是由于他接受了导师的鼓励，不要相信一些‘自我限制的观念’——”；而另一个27岁女学员在课程中出现严重的哮喘症状，导师认为一切问题都是由她心里制造出来的，没有理会，也没有破例让她提早离开（生命源泉和生命动力都有严格规定，必须上满所有课程，不得迟到早退），最后导致该学员死亡。
郑著中还引用了心理学家J.Haaken及社会学家R.Adams参加完“生命源泉”的课程之后于1983年在《精神科医学期刊》(Psychiatry)发表的论文：
“很多学员对课程赋予极高评价，如‘它改变了我的生命’‘它极有价值’等，令主办者振振有辞——课程是极具成效的。不过，这种评价通常没有具体内容，不能清楚地指出好处所在——这个课程受人欢迎，是由于它挑起人在暗里的“自我主宰”（原文为narcissistic）的心理结构，学员会慢慢地接受一套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大量采用‘非黑即白’的分类，绝对化的逻辑，鼓吹神奇的想法”；
“课程强调情感，排斥批判性的理性思维。结果，除非那人已经拥有一个良好的世界观及处世技巧，否则，在飚升的期望和现实世界的难变之间，难以调和其间的矛盾。因此在心理上获得持久进步的机会十分微少，甚至可能引来心理伤害。”
以上两段论述，记者在暗访中深有体会。学员们走进教室后的激情高昂与走出教室后的迷惘往往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课程有系统地削减理性的功能——在现实世界里，课程内鼓励的行为，如单刀直入向对方说清一切，却往往不被认同——课程强调信任的重要性，不过，信任的基础是自己的意原，并无顾及对方究竟是否值得信任；结果，引致的后果往往是误信他人，招致伤害，令学员产生信念不能落实的苦痛及困惑。同样地，课程所达致的‘关爱’也是一蹴即致，并非由了解充足、共渡困境、在接纳对方缺点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关系。爱的焦点不是对方，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证实自己是被爱，能够赋予爱，肯定自我价值。因此，他们相信博爱，无止境的爱，却不理会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一般的元素。课程推动学员接触他人，但在与人相处时亦显得缺乏技巧，人与人没有分别，只要能够达到某一形式的共鸣便觉得兴高采烈，富有人生意义。”
据记者调查，目前在国内流传的“全封闭体验式”课程都属于“生命源泉”或“生命动力”的范畴，而不同的公司在这两项“姊妹”课程上再做了“改进”。有的引进了最新流行的“教练技术”，有的则结合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元素，例如记者暗访的公司添加了有关“七德”（诚、信、恒、虚、慈、俭、敛）的内容。但其主要内容和授课方式都基本一致：初班都是三个工作日的晚上再加上周末两整天。最重要的中班也是五天课程，内容上同样有“救生艇”等游戏﹑目光对视、分享﹑拥抱等，且所有学员都需对课程内容保守秘密。
国外有一些公司不惜公费出资让员工去“上课”，因为有些老板认为上过课后的员工“更便于管理”、“更有效率”。而昨日记者接到两名成都读者报料，称其所在的大公司都是由老板缴钱后强迫他们去“上课”，而有一家公司事后会从员工工资中扣除“学费”。
另记者在香港采访期间，在一香港论坛看到了一网友发的题为“有冇人读过生命动力課程(这課程抢夺我姊姊生命)”的帖子。帖中称，“我姊姊在2000年读生命动力課程之后产生了精神病，这7年之中她发病了4次而且每次都是好严重，无奈地我家人默默接受、忍耐，最可惜连她的生命也夺走，我好想话比比友听（原帖如此），不要读這些課程。我知道大约在2001或 2002年它搬离香港，但系好似还有这些公司。”
由于未能联系上这位网友，记者无从证实其所说是否属实。但 2002年6月29日，广州一媒体报道，一名42岁的学员从课程毕业后的第7天因精神异常被送入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并被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医生指出，“上课”是其患精神病的诱因。而两个月前，该医生还治疗过两位深圳来的病人，也是“上课”后病发入院，分别被诊断为癔症和躁狂症。自本报开始报道“生命源泉”课程以来，记者接到了多名读者的投诉，其中也涉及“上课后发精神病”的个案，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记者暗访公司曾在广州受查处（主）
广州市有关政府官员表示：现在一般不审批“心理培训”（副）
2006年11月，记者暗访的成都XX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广州分公司曾被当地有关部门查处。该公司因何被查处？6月7日，记者前往广州市采访了负责此事的天河区教育局成教办负责人。
在采访开始前，正逢有人前来办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记者注意到该负责人的审查很严格，并提醒对方：“不能搞心理咨询哦，要搞心理咨询我们是不会批的。”
李主任表示，如今加强对“搞心理咨询”的培训机构的审查，正是因为去年出了前车之鉴：“我当时曾去XX公司听过一节课，内容都是什么关于感恩啊哭啊之类的，这些内容是否有问题在法律法规上找不到明文规定，但我们认为他们在一个全封闭的环境里对那么多人搞心理手段存在隐患，可能带来一些社会问题。10月份我们广州媒体报道过一篇质疑性报道更加深了我们这种感觉，我们不能让它们‘成气候’。”
“但我们要查处它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很难给它定性。”李主任坦承，现在这种公司较多，“这是一种新事物，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难度。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中去寻找依据，并加强对源头的控制，即不轻易接受带心理咨询色彩的办学申请。”去年11月，他们找到了两条依据：一是该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学场地；二是违规雇用外教。
“老实说，这两条依据其实不是我们查处它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只能依据这两条让它整改。”他找公司负责人谈了话，负责人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主动提出吊销自己的“办学许可证”，“现在还有别的公司在搞这种商业培训，但它办理的是工商营业执照，对外宣称的是搞‘信息咨询’，根本不到我们这里来办证，我们无权查处。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它提出了一个管理空白。”
据记者调查，去年的“意外”发生后，成都XX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更换公司名称和教学场地后重新开堂授课。他们以“信息咨询”的商业公司的身份出现，不再受教育部门的约束。
上课后精神失常 福建学员撞火车身亡
“商报的报道给我们这些被‘洗脑’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本报连续报道“神秘课程”期间，记者接听了上百个读者的电话，其中有课程的“受益者”，也有更多课程的“受伤者”。“受伤者”向记者倾诉了课程给其事业、家庭带来的危害，其中甚至有家破人亡的极端个案。6月15日，记者先后接到两名不同举报者的举报：2005年，记者暗访的“成都XX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一名外地学员，在上课后突然精神失常，在火车北站撞火车身亡！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上二阶段时，死者家属冲进了我们的课堂，要找公司‘讨说法’，但是被公司的人拉出去了，后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6月16日，又有一位知情者主动联系记者，讲叙了这一不幸事件的来龙去脉。死者名叫何友城，男，1962年11月30日生，福建省长乐市鹤上镇北村荷叶墩人。2005年6月，他在堂弟何小忠的“感召”下来到位于玉林中路的XX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课。先一次性缴纳了一、二两阶段的学费10200元。在上课约3天后，何友城的情绪开始极不稳定，于当月13日提出退学，其感召人和一些学员轮流劝他留下。当月15日，何友城到公司退了第二阶段的学费6900元，随后转到锦江区一招待所住宿。次日凌晨3时，何突然出现精神异常，赤足跑出了招待所。几个小时后，其尸体在火车北站附近一立交桥下被发现——
“终于有人来关注这件事了，今天正是我丈夫两周年忌日啊！”6月16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何友城的遗孀陈珠英。陈哭着告诉记者，何友城生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一轧钢厂任会计多年。其堂弟何小忠来“感召”丈夫去上课时，丈夫所在单位刚破产不久，“当时我老公在攀枝花有过婚外情，我虽然很生气，可我想到两地分居久了，有些事情难免会发生，也就原谅了他。堂弟对他说，读了这个课程可以帮助他搞好夫妻关系，而且可以有能力自己去办大公司挣大钱。我和我老公觉得学费太贵，但是都很相信他堂弟，而且他堂弟说的两个好处正好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所以我还是支持我老公去学了。他走时为了省钱，是坐火车走的，我一直把他送上了火车。没想到他这一去竟是上了死路——-”
“他上课期间给我打过电话，情绪很激动，反复说他对不起我，说他以前做错了好多事，我还劝了他。6月15日晚上11点过，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再读第二阶段了，那个课程有问题，他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他必须马上回来，不然会有人来拉他回去。我说那你赶紧回来吧，也不要图省钱了，直接订机票！他说订好机票再给我打电话，可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了。我心里不踏实，早上5点过又打电话给他，可接电话的人却是招待所的老板。那老板说我老公好像精神上不对劲，半夜3点过就光着脚跑出去了，招待所报了警，可到现在还没找到——-到了18号我才接到一个叫我去认尸的电话，说我老公被火车给撞死了！”
成都铁路公安处对何城做了尸检，报告结论为“死者何友城系被列车撞击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排除他杀。”此前，火车站职工贾某曾发现何友城在铁轨上行走，还用石块攻击劝阻他的人，行为异常。贾某通知了巡逻队，但巡逻队来时发现何已被火车撞死。
2005年6月21日，悲痛欲绝的陈珠英聘请了福建闽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克湘前往成都调查此事：“我老公40多岁的人了，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从来没有发过精神病，怎么会突然就发疯了呢？”
张克湘在成都调查了五天，他给记者发来了其保留的相关证据及调查报告：“何在学习两三天后，自己感到精神压抑，魔鬼缠身。其堂弟曾发现何言语及行为异常，但没有引起警觉。XX课程班收费畸高，没有颁发正规及合法的毕业证或结业证。何在学习一期后认为上当受骗，就于6月15日提出退学。当晚曾与多人通过电话，后行动异常—–经了解，成都XX公司虽有注册，但培训的课程内容、授课方式及收费标准均未经有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及课程及开课反式违反常规：既无课本也无讲义，全靠辅导、游戏和谈话，而且课堂不准录音，教室封闭，有时还要关灯闭目思考。曾有多人在此班学习几天后行为和精神异常而中途退学。我们怀疑该公司是以合法的外衣从事心理、情绪和精神上的刺激、暗示和误导，对何友城的精神错乱是直接的诱因，对何友城的惨死负有间接的责任——”
何友城死后，陈珠英和两个孩子没有获得任何帮助及一分钱的经济赔偿，反而负债累累。“这两年来我们全靠借钱过日子，现在我和孩子们住的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陈珠英认为“感召人”及授课公司均应承担部分责任，像何友城这种性格、生活处境的人根本不适合上那种课程：“你们说得那么好听，收了那么多钱，结果人上了一点好处没有，反而发了疯送了命。如果说是他自己有问题，他四十多年都好好地过来了，又怎么解释？你在课堂上给他洗脑，肯定是诱因之一！”
张克湘称，据他调查，何友城在上课前从未有过精神异常的表现，其家族中也没有精神病史。而何友城学历不高（其妻称其为高中学历），性格保守，胆小怕事，孤僻且迷信，思想上容易被人“洗脑”：“我一直关注这件事，我认为那个公司对群体采用心理手段存在隐患。我去找过那个公司，可公司说，他们学员那么多，都是上的同一个课程，只有何友城一人出了事，这与公司没有关系。公司虽然有工商执照，其经营范围也包括‘人员培训’，但颁照机关应对其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我觉得这种现象现在处于一个监管空白，存在社会隐患。希望通过你们的报道能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了何小忠。由于陈珠英恨他“害”了丈夫，叔嫂间关系紧张。何小忠说：“我知道你这几天在曝光这个课程，你现在问这事儿有什么企图？我啥也记不清了。”而据了解，在案发后，何小忠曾向公安机关陈述说，何友城在上课期间“健康没问题，精神状态不好，很压抑”，还曾对他说过“这个培训不对，是害人的。做游戏时思想有魔鬼——”
据知情者透露，何小忠系课程的铁杆“FANS”，不仅自己成了“LP”，回去当过小组长，还先后”感召“了自己的妻子、姐妹、堂兄去上课。 知情者说：“我也曾是课程的拥护者之一，我也感召过别人去上这个课，也回去当过小组长。但我后来渐渐清醒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了课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狂热地失去理性的人。例如我的感召人，他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先后感召了100多个人去读书，甚至花了大笔钱送自己公司中干以上的人去读书。他听信了课程上鼓吹的那一套，不顾一些起码商业原则和管理规范，对手下人盲目地‘信任’、‘付出’，结果这两年遭遇了很多欺骗和伤害，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我去劝他，他的思维却仍然困在课程中划定的范畴里——– 这个课程不适合普通人上，它控制人的思想，让学员‘回到童年’，用集体的力量说真实的谎言，那种情形很像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但却没有能说真话的小孩。很多学员在课程中会有一些奇妙的感觉，但出去后却发现和现实格格不入，这样思想就会发生混乱。而且课程还故意撕开学员心底已愈合的伤口，让学员去否定自己，但却不负责帮助学员弥合。这很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公司为了赚钱，鼓动大家去拉人来上课，却不管上课人是否适用它那套心理手段，是存在风险的。对于逻辑思维能力不强、区分能力差、反控制力弱的人来说，这个课程产生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
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不能充当“救世主”（主）
就“精英课程”中运用的一些心理手段，记者昨日向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张皓求教。而巧的是，张皓此前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参加过其中一家授课公司的部分活动。
“首先，从行业角度来说，心理咨询师对多人同时做心理辅导是允许的，这叫做团体辅导，但团体辅导中咨询师一定要小心避免团体成员心理受伤。因为不同的人的心理素质是不同的，辅导效果也会不同，其间存在风险。因此我建议在进行团体辅导之前，应对辅导对象做一个人格测试分类，因才施教，因人设课才能避免伤害；
其次，让辅导对象情绪激动甚至大哭大叫的方式并没有错，让人们渲泄自己不曾渲泄过的情绪，可以缓解压力，调动潜能，满足心理需求，有其积极意义。客观地说，这个课程的一些心理技巧的设计很不错，力度很强。但对一个心理咨询师来说，必须遵守当事人利益第一原则，一切心理手段的采用均是为了辅导对象更好。你在改变辅导对象原有的心理结构之后，你还必须帮助对方重建一个稳定的心理结构。好比你撕开了对方的旧伤口，挤出了里面的脓，你还得帮助其愈合，不能任其血淋淋地摆在那里；你把对方心里的沉渣搅起来之后，还要负责和当事人一齐收拾，不能仅仅交由对方自行去打扫；你把对方的激情激发出来之后，还要避免其在激情状态下做出冲动不理智的决定。而在这方面，这个课程的设计是有问题的。这会导致一些人意识混乱，甚至诱发精神疾患。
心理辅导有一个重要的职业准则就是‘价值中立’，不能通过心理学的方式去达到心理辅导之外的任何目的。而且心理咨询师和辅导对象讲究心理平等，助人自助，心理咨询师不能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而课程是由商业公司运作，其中掺杂商业目的。这就可能导致受辅导对象的利益并没有摆在第一位，一些心理手段的运用目的和运用效果就值得警惕。因为真理和谬论只有一步之遥，往往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从我个人的看法，我感觉那些导师非常有激情，但在心理专业技术上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原文链接：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934310.shtml

红猪 译
我在美国心理学会当主席的时候，电视台的人想要教我如何面对媒体。我在CNN做了一期节目，我在节目里说的话可以概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应当保持乐观的第十一个理由。Discover的编辑告诉了我们前十个，我来告诉各位第十一个。
CNN的人来找我，对我说：“Seligman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心理学的现状？我们想要知道一下您的看法。”我说“那好啊。”他们说：“但有一点，这可是CNN，您只能说一句警句。”
“那么，我可以说几个字呢？”
“一个。”
摄像开拍，主持人问：Seligman教授，心理学的现状如何？
我：好。
主持人：卡，卡，这可不行，您得把警句说长点。
我：这次能说几个字？
主持人：嗯，两个吧……Seligman博士，心理学的现状如何？
我：不好。
主持人：我跟您说博士，我们知道您对我们这种媒体不适应，您还是说句真正的警句吧，这次可以说三个字……Seligman教授，心理学的现状如何？
我：不够好。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想谈谈心理学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在未来十年里如何可能变得足够好？同时我也想谈谈技术、娱乐和设计，因为我觉得这几项活动的现状和心理学的现状十分相似。
好了，我为什么说心理学的现状还好呢？因为过去六十多年里，心理学建立起了一个疾病模型。十年之前，我在飞机上向邻座进行自我介绍，说到我是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退避三舍，因为他们觉得心理学的目标就是发现你哪里出了问题，并找出谁是疯子。现在，当我说到我是干什么的时候，人们却对我趋之若鹜。国家卫生研究所对心理研究投入了300亿，这些投入产生了什么效果呢？六十年前，所有的失调都无法治疗。而现在，十四种失调能够治疗，其中的两种能够治愈。另外一方面，我们发展出了一种科学，一种关于精神疾病的科学。我们现在能够对模糊的疾病类别进行精确测量，比如抑郁症和酒精依赖。我们提出了精神疾病的分类，还能够理解精神疾病的前因后果。我们能追踪一个人群的变化，比如在基因上对精神分裂症易感的人群，并找出基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我们能够用实验方法分离出导致精神疾病的变量。最好的是成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发明了药物疗法和心理疗法。其结果就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过去六十年的发展，能让痛苦者减轻痛苦。我觉得这很棒，我为此感到骄傲。
那么，心理学的现状不好在什么地方呢？上述发展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个和道德有关，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把人看作罪犯和病人。我们一度认为人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忘记了人们还可以做选择、做决定，并承担责任。这是第一个代价。第二个代价，是我们忽略了在座的诸位。我们忽略了对正常人生活的改善，忽略了如何让比较正常的人们过得更快乐、更充实、更有成就。“天才”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没人去研究天才了。疾病模型存在的第三问题，是我们急于帮助困于疾患的人，急于修补损伤，我们从没想过怎样才能人们变得更快乐，怎样进行积极干预。这些就是不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Nancy Etcoff，Dan Gilbert和我会去研究我称作“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这个领域。
积极心理学有三个目标：一是心理学不仅要关注人的弱点，同样要关注人的长处；二是心理学不仅要关注如何修复损伤，还要关注如何给人力量；三是心理学不仅要让普通人生活得充实，还要让有天赋的人获得成就。在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证了一门新科学的诞生，一门让生活值得一过的科学，那就是积极心理学。我们发现，不同形式的幸福感原来是可以测量的。各位有空可以去上一下authentichappiness.org，做一下整套幸福感量表，你们可以看看自己在积极情绪、幸福感、和涌动体验（flow）方面的得分，并和其他数万人进行对比。我们提出了和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相反的标准。我们发现，积极状态中的因果关系是可以加以确定的、幸福感是由左右脑半球活动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我的一生都在帮助痛苦的人，我一度想知道痛苦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大约六年之前，我开始探索非常幸福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他们并没有特别虔诚、身材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富有，他们和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特别合群。他们不会在周六早晨去参加研讨会（众笑），他们不花时间独处，其中的每一个都处在一段恋情中，每一个都很多朋友。但是，注意了，这只是相关数据，不是因果关系。而且他们的幸福都是好莱坞式的幸福，即开怀大笑式的幸福。我待会就会告诉你们，这是不够的。人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已经发现了一百二十来种号称能使人幸福的干预手段。我们做了一番研究，试图确定何种手段能使人获得持续的幸福。除了把病人治好、让痛苦的人不再痛苦之外，心理学还应该具有使人幸福的目标。
我不大用“幸福”这个词，我觉得该把它替换成适合提问解答的术语。在我看来，总共存在三种不同的幸福生活。第一种是快乐的生活（pleasant life），你在其中拥有尽可能多的积极情绪。第二种是参与的生活(life of engagement)，当你工作、哺育、恋爱、休闲时，你觉得时间停止，亚里士多德说的就是这种生活。第三种是有意义的生活（meaningful life）。我想分别谈谈这三种生活，谈谈我们对它们知道些什么。
第一种是快乐的生活。你在这种生活里尽量找乐子，获取尽可能多的积极情绪；为此你需要掌握增加快乐的技巧。然而快乐的生活有三点缺陷，这就是为什么积极心理学不是快乐学、不只研究如何取乐。第一点缺陷：快乐的生活，也就是对积极情绪的体验，看来是可以遗传的。就快乐而言，遗传起了百分之五十的作用，并且快乐的状态很难更改。第二点缺陷：人们很快会对积极情绪产生适应。快乐就像法国香草冰淇淋，第一次品尝是百分之百的美味，六次之后，滋味全无。第三点缺陷就是我刚才说的难以更改了。
下面就要谈谈第二种幸福生活了。我想说说我朋友Len。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幸福不仅仅是积极情绪，不仅仅是寻欢作乐。三十岁的时候，Len在生活中的三个领域中的两个非常成功。第一个领域是工作，他是个期权交易商，二十五岁时就已经身价百万，还拥有自己的期权交易公司。第二个领域是玩乐，他是位全国桥牌冠军。但在第三个领域，也就是爱情方面，Len却一败涂地。原因在于Len是个缺乏激情的人（底下的科学家发出会意的笑声），性格很内向。Len和美国女性约会时，对方都会说他没意思，说他没有积极情绪，还叫他滚蛋。Len很有钱，请得起最好的心理医生，医生花了五年时间，试图发掘将积极情绪压抑在他心底的性创伤，但结果什么性创伤都没有找到。Len在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ivity）方面处于人群中的末百分之五。我们能说Len不幸福吗？我认为不能。我觉得在我认识的人当中，Len属于最幸福的那群。这是因为Len和各位一样，很擅于获得涌动体验。他早上九点去美国证券交易所上班时，就觉得时间停止了；桥牌巡回赛开始时，他同样觉得时间停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涌动”了。涌动和快乐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快乐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快乐；可是Len昨天跟我说，在涌动体验中，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你觉得时间停止，心无旁鹜，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生活”的特征。获得涌动的诀窍，就是了解你自己还有什么未被发挥的长处。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个量表，能测量你在五个方面的长处。知道结果之后，你就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以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长处。重新设计的方面包括工作、恋爱、玩乐、交友、和哺育。你从中获得的好处并非欢笑，而是获得更大的专注。
好了。第一条路径是积极情绪，第二条路径是涌动体验。第三条路径呢，就是意义了，这是幸福感中最可敬的方面。意义和涌动有相似之处，它包含了几点要素：了解你的长处在哪里；使用你的长处，投身于超出个人的事业。
刚才谈了三种生活：快乐的生活，参与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目前研究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持续改变这三种生活？答案看来是肯定的，下面我就给各位看几个例子。我们的研究很严格，用的方法和药物测试相同。我们对被试进行了随机分配，对安慰剂效应进行了控制，对不同的干预方式进行了长期研究。
我们发现了几种有效的干预方法：当我们指导人们如何获得快乐的生活时，我们发现，有效的方法是运用留意技巧（mindfulness skills）和品位技巧（savoring skills）来为自己设计美好的一天。我们可以证明，被试生活中的快乐感确实增强了。
另一种干预方法是感恩拜访（Gratitude visit），希望各位能跟我一起做：闭上双眼，回忆一下在你的生活中造成巨大转变、使你的人生得到改善、而你又没有认真感谢过的那个人，必须是个仍然健在的人。好了，现在请睁眼，相信各位心目中都有这样一个人吧。诸位的任务是给那个人写一封300字的感谢信，然后给对方打个电话，问他你能否登门拜访，别告诉他原因，见面时，你对他念出这封信，在场的人都会感动到哭。一周后、一个月、三个月之后，双方都变得更快乐、不再抑郁了。
还有一种干预方法是长处约会（strengths date），我们让伴侣说出各自的长处，接着我们设计一个晚间约会，让他们各自的长处都能在其中得到施展，我们发现，这样的约会能让双方的关系变得牢固。
“快乐对慈善”（Fun vs Philanthropy）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在座各位不大适用，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投身慈善了。而我教的本科生和我的委托人还不了解这点，于是我让他们做些协助他人的事，再做些快乐的事，然后比较两种活动后的感受，他们发现，取乐所获得的乐趣很快消退，但帮助他们所获得的乐趣持续了下去。
积极干预的例子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谈谈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我们想知道对快乐、参与、和意义的追求各自在生活满意度中起到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对上千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出人意料，我们发现，对快乐的追求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对意义的追求起的作用最大。对参与的追求同样起很大作用。当你对某事有参与感，也获得了意义感，快乐就如锦上添花。如果你在生活中同时获得了三者，你就拥有了充实的人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果你没有获得三者，你的人生就是空虚的，那么整体就小于部分之和了。在企业中，生产效率是否是参与、意义、和快乐的函数？同样，健康是否是三者的函数？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Chirs说，最后演讲的人能对他听到的内容做一番总结，很高兴我能有这个机会。在我看来，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和技术、娱乐、以及设计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我们都知道，技术、娱乐、和设计可以用作毁灭性目的。我们还知道，三者能用来减轻痛苦。顺便说一句，减轻痛苦和建立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三十年前，我刚做治疗师，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能让病人不再抑郁、不再焦虑、不再愤怒，那么，我就能使他们幸福。事实并非如此，最佳疗效是让病人归零，他们的内心变得空虚。我后来发现，获得幸福生活的技巧，也就是获得快乐、参与、和意义的技巧，与减轻病患痛苦的技巧并不相同。我相信，技术、娱乐、和设计方面也是一样。人类社会的这三种动力能用来增加幸福感，增加积极情绪，人们也确实在这样使用它们。然而，如果各位像我这样分析幸福，不仅仅着眼于快乐，同时也看到涌动体验和意义感，那么设计、技术、和娱乐也能用来增强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保持乐观的第十一个理由，就是我相信，设计、技术和娱乐能增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感。如果技术能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能帮助人们获得快乐的生活、参与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那么，它就是足够好的。如果娱乐也能起到这三个作用，那么，它就是足够好的。如果设计能起到这三个作用，那么，它就是足够好的。谢谢各位。
转载自：科学松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