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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学术专著,还是通俗读物,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读者,本人也不例外;同时,我个人认为,既然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那么多人都对心理学有兴趣,心理学的研究探讨也不应该是小圈子内几个人的事,不能象假洋鬼子一样“不准阿Q革命”……
洗手确实能减轻人心中的负罪感,这算积极还算消极呢……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在帮助丈夫谋害国王之后,因为深感罪恶,总在幻觉中看见自己手上有血,疯狂地想要把它洗掉。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洗手确实能减轻人心中的负罪感。
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身体的清洁与肮脏都和道德的纯洁与罪恶直接相关,例如”干净”有道德上的褒义,而罪犯被说成是双手”肮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决定深入研究其中的心理联系,有关论文发表在9月8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科学家要求30名志愿者复述自己做过的一件好事,比如照顾生病的朋友;而让另外30人复述自己做过的一件坏事,比如从商店中偷东西。随后,他们要求志愿者做填字游戏。结果显示,在有多种答案的情况下,刚刚讲述过坏事的人明显地更倾向于填出与清洁有关的词,例如”清洗”和”肥皂”。
实验还表明,讲述自己所做的坏事后,志愿者在选择研究人员赠予的小礼品时更倾向于要消毒湿巾,而讲好事的人多半会选择铅笔等与清洁功能无关的物品。即使不涉及自己做过的事,只是抄写过一篇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也会导致类似的现象:抄写内容不道德的文章的人更急于把手擦洗干净。
洗手还会减弱人们帮助别人的意愿。科学家让志愿者讲述自己做过的坏事,并给一部分人提供消毒湿巾,对另一部分人不提供。然后他们询问志愿者,是否愿意参与另一项实验去帮助一个绝望的学生。结果,没有用湿巾擦过手的人大多数表示愿意,而擦过手的人愿意参与的比例明显较低。
科学家说,这些实验结果显示,在个人道德出现问题时,人们会产生清洗身体的强烈意愿。而清洁双手之类的行为确实能减轻负罪感,让人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已经得到了净化,无须另外行善来弥补过失。麦克白夫人的癔想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体现了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References:
1. Cleanliness and Godliness–It’s True,ScienceNow |Story|
原文链接:http://www.oursci.org/news/2006/091201.htm
非常精彩的研究,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来探讨道德两难问题。报道中好象是发表在sicence上的那篇文章,非常有启发。以下国内报道的摘译版本:
真实世界中的道德困境,可以用一个假设的“电车难题”作为模型。你的回答决定了你在道德上属于“康德型”或“边际主义型”。但不论如何,借用这个模型的科学家认为:道德取决于情绪,而不是理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道德判断源自人类的理性思维还是个体本能?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后乔舒亚·格林通过脑扫描揭示了人们作出道德判断的大脑机制:情绪决定了我们的道德判断。
多数人相信,我们判断是非仅仅依赖于理智。而格林根据其研究论证说,在作出道德判断时,我们的情绪也发挥了重要影响。而情绪激发的本能反应是数百万年进化史的产物。他说:“许多基本道德信念可能不过是人类进化的结果。”“电车难题”的困扰
格林对道德判断难题的关注从他在哈佛学习哲学时就开始了。学术界一般认为,两位大哲学家的思想奠定了现代伦理学理论的格局:德国的康德和英国的穆勒。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自身就能引导人类走向道德真理;为了私利而利用别人是错的,依照每个人都能遵循的原则来为人处事才是正确选择。
穆勒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判断一件事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看它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个体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格林说:“康德把公正置于效用之前,而穆勒则把效用摆在公正之前。”
当格林于1997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穆勒和康德的学说。在他看来,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解释道德判断在真实世界中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形:设想你是一辆有轨电车司机,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前方是道路岔口,岔口左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维修轨道,右边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如果你听之任之,电车将拐到左边轨道上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这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扳闸改变电车路径,那么你将撞死1名工人。你会做何选择呢?
我们再做一个设想。你正站在天桥上目睹那辆失控的有轨电车,但这次轨道上没有岔口,前方轨道上的5名工人似乎必死无疑。然而你旁边正站着一个魁梧的男人。如果你猛地把他推下天桥,他将摔死,但因为他体形魁梧,他的尸体将阻挡电车前进。你是杀死这个男人来拯救5条性命还是活生生看着5条性命魂飞天外?
从逻辑上看,这两个问题应该得到相似的答案。但如果你在朋友中就此问题搞一次民意测验,你可能会发现,大多数人更愿意扳闸换轨而不愿把别人推落天桥。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是正确的事在另一种情形下却变成错误的。我们有时跟着康德走,有时却跟着穆勒走。“电车难题事实上反映了各类伦理难题的本质冲突,”格林说,“如果我能清晰地解答这一问题,我就能搞清楚伦理学中康德与穆勒对立的全部意义。”“机械和电子”隔开情绪与道德
格林确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德判断的逻辑规则而在于我们的情绪。正是情绪推动着道德判断。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认为,人们称赞一种行为不是因为他们通过理性判定它是好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感觉舒服。他们贬斥一种行为是因为它让他们感到厌恶。
对一种社会性物种而言,道德的进化根源是容易想像的。公正感能帮助早期灵长类动物相互合作。对骗子的厌恶和愤怒能帮助它们免于纷争。当我们的祖先具备更多自我意识并获得语言后,他们就把这些感受转换成道德规范,以此教育后代。
格林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认清许多问题。首先,它展现出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其次,它提供了对电车难题的一种解答:尽管两种选择都能拯救5个人的生命,但它们触发的脑部机制是不一样的。直接用你的手去杀死别人,数百万年来这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它会唤起那些古老的、占据压倒性地位的负面情绪——从而否认杀死那名魁伟男人能带来任何好处。对推落别人致死这种选择,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所以它是错的。
而作出扳闸换轨的选择,则是我们的祖先所未碰到过的情形。在这种选择下,原因和结果被一系列机械和电子所分隔,因此它不会触发突然的道德选择。相反,我们依赖于抽象理性思维——例如权衡代价和后果来判断是非。道德判断激活“道德区域”
为揭示人们作出道德判断后的大脑机制,格林用MRI(磁共振成像仪)对一些自愿受试者进行了大量测试。实验主要是向受试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令人左右为难,例如那个电车难题。当受试者思考问题时,MRI就开始对其脑部进行扫描,显示哪些区域被激活。
实验发现,人们作出非个人化道德判断(如电车难题中是否扳闸换轨选择)与作出非道德判断(如是否选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多有重合,集中在靠近太阳穴处的外侧额前大脑皮层,该区域主要负责逻辑思维,能够同时处理多条信息并进行比较。
但个人化道德判断激活的是另一些区域。其中一个处在前额中央后面的沟缝中,该区域在理解别人心理或感觉方面起关键作用。另一个区域是上颞回沟,位于耳朵上方,该区域负责收集人们活动其嘴唇、眼睛和手的信息。第三个区域包括后带状区和楔前叶,它们在人们产生强烈情绪时被激活。
格林认为,这几个区域组成了一个神经网络,我们很多道德判断后面的情绪本能就是由该网络产生的。上颞回沟能使我们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受到伤害,而读懂他人心理的能力能使我们评估他人的痛苦感受,楔前叶则会触发负面情绪——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例如杀死他人被本能感觉是错误的。“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
格林认为,人脑直观本能的部分和理性推理的部分在人们作出道德判断时都会激活。大多数情形下,是一个部分压倒另一部分。但有时两部分产生的反应力量相当,大脑很难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这实际上就是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刻。例如,在处理电车难题时问到要判断亲自伤害或杀害他人是否恰当这样的问题上,MRI显示受试者的情绪网络说“不”,而其理性推理网络则说“是”。受试者回答这类问题的时间比回答其他普通问题的时间明显要长。
自然,不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也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格林在实验中提出的问题。一些人不愿意把那个男人推下天桥,但一些人愿意。格林把这两类人分别称为“康德型”和“边际主义型”。他希望将来能通过脑扫描发现每一类人的独特脑活动特征。
原文链接:http://news.sohu.com/20040815/n221539154.shtml
作者按:教育学的老许写了篇《美国学生学雷锋》,与我交流。看后根据自己上教育心理学课的一些感受,给他在email中回答了如下文字,其中一些内容可能私下交流尚可,不适合公之于众,但不想该文已经被老许发在了他的博客上,既然已经公开,就无所谓了。这个东西我没有存底,都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了,不过今天看来,有的地方好像还很有道理似的,呵呵。
终于在电子信件的垃圾堆中找到《美国学生学雷锋》这篇文章,幸好未清空垃圾箱,好文章,收藏。关于榜样学习,教育心理学授课中也有涉及,补充几点,共鸣一下:
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人格培养中就存在“法贤者、轻律令”的现象,西方有名的古书《十戒》,而中国则是《论语》,社会要宣传某种精神或者提倡某种品格,往往通过树立模范人物来实现,从古至今,一概如此,所以中国的榜样特多,也能有一定效果。但问题是:
榜样从哪里来?是哪些人?中国现存榜样的特点基本是“优秀且死”,或者是“没文化”,最好有一点“愚忠”,所以在非典期间,树立起来的榜样是没文化的护士叶辛,而不是中国学者的良心蒋勇彦;虽然钟南山也是学习的榜样,但政府不会总结他的质疑、不服从权威的精神的,他的榜样绝对是不得以而为之。
有没有完美的榜样?政府树立的榜样常常希望他具备“高大全”的特点,这也是榜样最好死翘翘的原因之一,但究竟在这样咨询发达的年代,榜样的缺点是否还能掩饰得住。团中央最后一个树立榜样是张海迪,红火了一阵发现她竟然不是共青团员(消息来自互联网);雷锋也是体检不合格自己弄虚作假进的部队,这和巩俐经特别考试进北大读书是否有质的区别。
榜样什么条件最有效?一般而言,榜样学习在高压、封闭的环境最有效,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环境榜样的效果自然减半。传销和某某功都是营造封闭单调的环境下,树立需要的榜样而影响人的行为的。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无疑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那时候的学雷锋确实能起到相当的作用。而现在的环境榜样难以树立,即使树立了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榜样对什么人最有效?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让我们的榜样学习支持者似乎找到了理论的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班杜拉理论的基本实验用的都是儿童。换言之,榜样学习最有效的也是儿童,是道德判断发展水平一般的儿童,所以只有小学生才是学习雷锋的最有力的人选,最热心也最真心。随着道德判断的增长,个体自身道德判断受榜样的影响减小,榜样学习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如果对社会所有人公德教育时都采取榜样学习的办法,起作用的一个前提是认为所有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就象小学生一样低下。
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已经是一个争论了上千年的话题。但最近,科学家帮助人们找到最终答案。据美联社3日报道,在一个实验中,科学家手里的衣服夹子掉地上了。他不用担心,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会过去帮他捡起来,并且还给他。这个简单的实验证明,仅有18个月大的孩子也具有帮助他人的无私品质和能力。
科学家意外的发现,婴儿竟然个个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儿童」
德国一家人类进化研究所致力于寻找人类大脑发育的过程,以及人类协作精神产生的源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一群婴儿面对各种环境时如何反应协作。他们意外地发现,婴儿竟然个个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儿童」。
心理学研究员每天在一群刚刚会爬的婴儿面前作简单的动作,比如用夹子挂毛巾,把书垒成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员会故意笨手笨脚地搞砸这些最简单的任务。比如把夹子掉了,或把书堆碰倒了。此时实验室24个婴儿在几秒钟之内,同时都表现出要帮忙的意思。
根据研究录像,一个裹着尿布的婴儿看看研究员的脸色,又看看掉在地上的夹子,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手脚并用地爬过来,抓起夹子,推到研究员脚边。看起来急切的要把夹子递给研究员。婴儿都表现出同样的热诚,似乎非常愿意帮助笨手笨脚的研究员。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研究员从来不主动要求婴儿帮助他,也不说「谢谢」之类的话。因为如果做出感谢等表示,很容易改变研究的初衷,使婴儿在帮助人的同时期望回报。所以整个研究中,婴儿完全展现了真正的利他主义精神,助人而不图回报。
婴儿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心理证明助人为乐是人的天性使然
3月2日,负责该项研究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内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利他主义天性的研究成果。沃内克说,这项研究通过观察人脑复杂的发育过程,揭示出人类「利他主义和合作精神」是如何产生。
沃内克提出,婴儿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心理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婴儿大脑发育出足够的认知能力,可以判断别人的真实意图。第二,婴儿发展出「亲社会倾向」,渴望融入社会。一般来说,婴儿到18个月大甚至更早就会具备这两个条件,拥有了助人为乐的品质。
不过沃内克补充道,婴儿助人为乐是有条件的。婴儿们会判断人们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在实验中,如果研究员故意把书碰倒,把夹子丢到地上,婴儿们通常不会伸出援手。
在人类社会中,研究者处处可以找到人性本善的证据。人们为慈善机构捐款,尽力保护环境,在地铁上为老人让座。这些行为除了获得自我满足感,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回报。可见助人为乐是人的天性使然。
令科学家不解的是,人类是动物界惟一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
科学家得出人类行为的结论后,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动物。结果发现,人类是动物界惟一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
虽然自然界的很多动物也会互相协作,但往往带有实质的目的。有些动物会成群结队觅食,共同抵抗捕猎者。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甚至拥有更多人性化的一面。曾有报道,一个3岁的男孩掉进大猩猩笼子里,大猩猩亲自把男孩递出来。
科学家试图找到大猩猩这种利他主义的动机。他们曾仔细研究了与人类最相近的动物大猩猩的行为和心理。在三四岁大猩猩身上做同样的捡东西实验。结果发现,大猩猩也会捡东西,但缺少主动性。大猩猩的助人动作只限于捡起来,不像婴儿那么急切。
而且如果援助动作比较复杂,大猩猩就会无动于衷。它们不会费劲去捡掉在盒子里的东西。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琼·希尔克说,如果大猩猩能够明白人的意图,也愿意帮助人。但它们助人的理由和婴儿绝对不同。
延伸阅读
黑猩猩跟人类从同一个祖先处继承了相互合作的本性
发表于同一期《科学》杂志上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院的另一个研究显示,黑猩猩能够理解合作的重要性,它们甚至懂得选择「专家型」的黑猩猩来帮助自己。
研究者把成年黑猩猩放进一个笼子里,笼子外是一块放有食物的木板,用手拉两条绳子就可以把食物拉近。但是,在某些实验中,研究者故意让两条绳子相距太远,黑猩猩凭一己之力无法拿到食物。于是,黑猩猩只好打开临近的笼子门请另一只黑猩猩帮忙。
研究者艾丽西娅 · 麦利斯说,黑猩猩还会比较跟每个合作者的成功率,最终选择那些在获取食物方面更灵活的合作者。「在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的合作行为中,我们从未发现哪种动物对合作有如此深入的理解。」在实验中,当科学家让黑猩猩从两个伙伴中挑选一个时,它们总是挑那个能更好地帮助它们完成拉绳任务的伙伴。通过以上两个实验,科学家得出结论:黑猩猩是非常注重合作的动物,黑猩猩不仅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忙,还了解自己的角色、其伙伴的角色,而且选择它们希望合作的对象。
本文摘自2006年3月北京科技报
原文链接:http://sci.ce.cn/mainpage/mainnews/200603/09/t20060309_632150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