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 标签浏览
如果让你立刻说出一个心理学家的名字。你很可能脱口而出——弗洛伊德！有人把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并称为“20世纪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两个犹太人”。很多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具有革命性、开拓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弗洛伊德在心理学的推广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也使得普通大众对心理学产生了误解，并且随着现代心理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理解也越来越背离当今的科学心理学。
很多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具有革命性、开拓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弗洛伊德之前，欧洲至少有七本书中出现过“潜意识（unconscious)”,”知觉(conscious)”。“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儿童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等概念也不是他首先提出的。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也比他更早提出无意识驱动行动、梦中的性欲表征物、内心冲突，甚至俄底普斯情结等概念。弗洛伊德只是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集它们之大成，将这些思想综合成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并不是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弗洛伊德创造性地提出了那些思想。 弗洛伊德的理论甚至很难被界定为到底属于科学还是哲学。因为如果从科学的实证主义来看，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不可能被证伪或者证实的。因为很难找到不能支持弗洛伊德的论据。打个比方吧，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师说你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母亲的强烈的憎恨。那么，你怎样反驳他呢？你说你并不记得自己憎恨过母亲？他会说你抑制了这种情绪；你还会描述你是多么爱你母亲？他会说你是反应生成（无意中做与自己潜意识相反的事）；当然，如果你不加辩驳，他就会高兴地说自己做出了正确的诊断。他会说自己成功地将信息从你的潜意识中提取出来。这种既不可被证实，又不可被证伪的理论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还是在尽量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证据的，但问题也正出在这些证据上。他总是用自己的病例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要知道，那时看得起精神病的都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怎么能代表所有人呢？更何况这些人都有精神病，他们的思维和正常人怎么能一样呢？从这些人身上得出的结论当然不能在普通人身上推而广之了。另外，这些病例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病人，病例都是他自己整理的，他可能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支持自己的案例，而忽视或根本注意不到其它的。同时，弗洛伊德还会有意无意引导病人说他想听的（这不能怪他，人类都避免不了），而病人也会因为迷信权威或者为了取悦别人而无意地说那些弗洛伊德想得到的。因此，这些案例并不能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强有力的证据。 弗洛伊德早期有大量追随者，后来大都决裂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些人里包括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等一大批著名心理学家。因为他们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比如，他们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只注重了五岁前的经历对人格的影响，而忽视了五岁以后漫长的人生经历，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中存在性别歧视现象，还有人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本能，等等。
批评弗洛伊德的声音还不止这些，可是他的名气却丝毫未减。他的理论对我们传统的思维产生的冲击太大了！最重要的是，他提供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自身进行更多思考。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等于心理学，更不能代表现代心理学，它只是心理学的一个早期的流派。
所以，不要总是拿弗洛伊德说事儿。
转载自：科学松鼠会[http://songshuhui.net] 本文链接: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264.html
现年40岁的李献云大夫，从1991年开始就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当一名心理医师，可是从前，她从不在公开场合跟人谈论她的工作。她说，一般人会认为那是一种古怪的工作，并且，会想当然的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工作。但是现在不同了，那些与她来往的人都对她的职业产生出很大的兴趣和敬意。
“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心理医师和谈到我的工作，他们就会露出钦佩的神色，”李献云说。“他们会咨询我的建议，有的人问如何抚养孩子的，有的人会问如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的。”
彭博社近日刊登当·劳伦斯（Dune Lawrence）的一篇题为“毛泽东会见弗洛伊德：精神紧张的中国人寻求西式疗法”（Mao Meets Freud: Stressed Chinese Seek Help in Western Therapy）报导说，经过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和住房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资本主义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教育和求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贫富差距更随之不断扩大。为了缓解所面对的压力，一些人开始转向西方式的工具，寻求帮助，包括接受心理疗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理念和传统文化过去一直提倡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国度里，这是一种相当剧烈的改变。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民众也比以往更开放，更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成都的心理医师郑玉（Zheng Yu，音译）说。
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中国人口中，有15％的患有精神疾病，占中国所谓的疾病负担的20％，而疾病(或伤害)、早死对患者、家庭、社会和国家所造成的任何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损失或压力都可称为疾病负担。相比较，世界健康组织估计，全世界的疾病负担比率大约为13％，到2020年时可能会上升至25％。
工作压力大
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根据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Hudson Highland Group Inc.）的一项调查报告，51％的中国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要比前年大。根据该报告说，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在亚洲压力程度上排位最高。
“一些人有了钱以后，他们会感到，‘我很成功，但还是不快乐，’”37岁的李凯西（Kathy Li）说，她于2005年辞去传媒界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咨询诊所。她指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让他们感到满足的是来自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因素。”
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导致8.75多万人死亡，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心理医疗事业的发展。政府官员专门请来了外国专家为地震幸存者进行精神和身体创伤的医疗。
需要外界援助
需要外界援助，也暴露出中国心理治疗人材短缺的现实。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大约3万名专业心理医师和顾问。世界健康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亚洲国家中，每10万人口中才有1.3名心理医师。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是13.7名。
“你可以看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李凯西说。
过去10年里，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设立了心理辅导证书的考试制度，大多数大学里现在也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设立了辅导中心，帮助学生缓解压力和解决类似的问题。
国际合作也提供了培训的机会。非盈利组织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招收了57名中国人，参加一个为期2年的培训项目，由美国心理学专家通过互联网电话服务软件Skype来进行相关知识教学和培训。美国心理医师还通过北京自杀研究和防范中心提供培训课程，李凯西就是在那里工作的。
“爱面子”的文化尴尬
然而，中国的心理治疗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90年前。1917年，中国成立了首家精神诊所，心理医学第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是，在共产党于1949年掌握中国政权后，心理医学被视为了伪科学，打入冷宫。而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医学被直接下令禁止。
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的“爱面子”，强调“面子”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以及转弯抹角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者，都与以公开谈论问题做为治疗方法的心理医疗截然相反。
中国的传统习俗还强调个人对集体，特别是家庭的贡献，而不主张自我实现。而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这种观念更为弘扬加深，教育和宣传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李凯西说，她在医学院读书时并没有接受过心理医疗的培训。现在，她采用心理辅导方法来治疗她的许多病患者，而部分原因是文化传统和一些中国人讨厌药物治疗。
“他们对我说，‘我不想吃药；药物有很多严重的副作用，’”她说。
调动内能的中式心理疗法
其他医疗方法也越来越流行。北京中医大学的教授，59岁的刘天军（Liu Tianjun，音译）就崇尚传统的气功疗法，通过调动人体的内部能量来强身健体，他称之为中国“自己的心理疗法”。上海心理医师，46岁的z赵旭东（Zhao Xudong，音译）实行家庭疗法，有时候也采用催眠疗法。
他说，他的诊所已经“太忙了”，“新到的顾客要看门诊得等上5个月”。
成都理疗师郑玉每周有4天时间会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通过Skype与他自己在纽约的心理医师通话。他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坚持这么做。现年38岁的郑玉不论是私生活还是在工作上，都遵从弗洛伊德于20世纪初在维也纳创造的长期精神分析法。
独生子女需要心理动力学
人口专家预测，未来10年，中国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独生父母”家庭至少会达到上千万个，并将成为社会主流。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作为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核心的独生子女夫妻，上面最多会同时有12位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不管在经济还是情感上，这样的压力都是显而易见的。（资料图片）
郑玉说，弗洛伊德的家庭动力学理论是以希腊神话中，杀死自己父亲，与自己母亲结婚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为基础。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上许多独生子女的烦恼相吻合，这些独生子女受到过度保护，无法从父母身边独立。
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股市已经下跌了64％。此外，当前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消费需求缩小，使得依赖出口带动经济成长的中国及其民众的压力可能随之增加，这些都可能会增加民众对心理治疗师的潜在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心理辅导做为缓解压力的方法，李献云担心，人们可能又会对心理疗法抱着过度期待的心理。
许多人现在“把心理医疗视为某种奇迹，”她说。他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心理医疗其实更像医学，没有办法解决病人的所有问题。
编译：林桂明
来源：http://www.chinapressusa.com/observer/2008-10/22/content_159063.htm
心理学有很长的过去，但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荆其诚、傅小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八位心理学大家的人生经历、突出的人格特性、活跃的学术思想，全面刻画出他们的学术生涯。本文选自该书。
除了在心理学史上建立了卓越的丰碑之外，弗洛伊德还是西方文学艺术界所极力崇拜的重要人物。他一手构建精神分析理论对文学、现代艺术、电影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与文学
弗洛伊德与文学的结缘早在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早年的弗洛伊德常常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而废寝忘食地飨读古今文学名著。成名之后，他一方面一直保持同文学界的联系，并参加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这一切使得他对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写作方法问题，都有很深的认识和造诣。在1930年7月，为了奖励弗洛伊德对文学创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德国歌德协会专门为其颁发了文学奖金。
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风优雅、朴实。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表现浪漫和想象的色彩，又要通俗、简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基本观点与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科学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都必须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弗洛伊德从20年代起，便开始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等文学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常常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问题。早在1915年，20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就曾到维也纳拜访过弗洛伊德，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里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文学家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同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其中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就是在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下，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脱离现实、悲观厌世的文学作品。
1924年，罗曼•罗兰在茨威格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己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三人很早就建立了书信关系，罗曼•罗兰就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他还提到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茨威格也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表达对弗洛伊德的敬仰，他写道:“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他认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文学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因此弗洛伊德说，在文学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弗洛伊德在自己著作中，反复强调了潜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他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歌德等大作家都是以潜意识的活动来构思，然后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把有意识思考同潜意识的灵感相结合。
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俄狄浦斯情结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弗洛伊德与现代艺术
在文学领域之外，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学说同样为现代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及其他国家的美术界先后产生了达达主义。达达主义对于文化传统、现实生活均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反对一切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任何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1924年之后，达达主义中的不少重要人物由于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都转变成超现实主义者。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兼作家安德烈•布雷顿，在巴黎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布雷顿在这篇文章中宣称潜意识领域、梦境、幻觉、本能是创作的源泉。
与超现实主义相类似，以瑞士的保罗•古利为代表的抽象派画家主张让自己的创作思想畅游在人类精神的“前意识”领域。古利等人认为，“前意识”是潜伏于内心深处的“意象”或“记忆”的残痕，它是外界事物对于艺术家的印象在头脑中积存的“感知记录”。有些艺术家借着“前意识”领域的探寻，使某些幻境与心灵的自我暗示状态得到自由伸展，产生出艺术上的童话与神话的幻想世界。
弗洛伊德与电影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电影界人士最先开始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电影创作、导演和评论工作中。其中，勒内•克莱无疑是这个新兴的艺术运动的箭头人物。克莱拍了不少超现实主义的短片。其中一部是描写一匹骆驼拖着一辆丧车穿过林荫大道。他还拍了许多描述梦的世界的片子，他用慢动作拍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滑过无穷无尽的路，或是拍人变成动物，动物又变成人。拍这些镜头，没有别的什么目的，无非是要表现潜意识的活动。
受到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的启发，克莱创造了“联想溶化”这一当时非常新奇的银幕表现的方法。比如说，他们把腋毛“溶化”成蚂蚁的土堆。在如今的故事片中，联想溶化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继法国导演之后，英、美两国的导演们也开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指导电影导演工作，其中最成功的当属著名的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三十九级台阶》中，有一个女人发现男人尸体的镜头。银幕上现出那女人张开口大声惊呼，但是我们却听见火车头的吼声，接着又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一个山洞。希区柯克用这种方法加强了恐怖的印象，同时又把观众一直带到下一景去，加快了戏的速度。
至于1939年的另一部电影《走投无路》，就几乎完完全全地把精神分析学通过电影这一媒介直接表达出来。这部片的基本情节是:一个暴徒被警察追赶，他躲进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家中，宣称要开枪杀出去。心理分析学家看出他是被噩梦迷住了，马上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让他想起那使他成为杀人者的一段童年经历。等警察最后赶到时，这暴徒明白了一切，已经没气力扣动扳机了。
1945年二战结束，电影之都好莱坞开始把镜头对准了恐怖心理片。这类影片描写的都是催眠者、酒徒、精神病者或心理变态的人的冒险和经历。崩溃的意识、现实的丧失、幻觉的状态——这些都变成了好莱坞的剧作家和导演们的宝贵材料，让他们拍出了无数风靡一时的“心理分析片”来。这期间的杰出作品包括弗里兹•朗的《窗中妇人》以及希区柯克的《深闺疑云》。凭借着这些影片的成功，各种千奇百怪的释梦的说法，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作用，以及弗洛伊德的大名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
来源：http://shuangyashan.northeast.cn/system/2008/09/08/05148707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