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丧失了创造力，是因为我们不存在一个民主的可以自由质疑权威的环境。——题记 春节期间因为改版网站，想跟跟新思潮，所以浏览了一些所谓的Web2.0网站，结果发现，几乎国内的一些知名网站，都有国外一些网站的影子，换句话说，很多都是模仿之作，中国人在互联网领域，已经很少创新，除了那个遭人诟病的GFW。 其实仔细一想，不只互联网领域，我们的科学界，我们的艺术界，我们的某某界，甚至是20年不变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国人的创造力确实给人与枯萎之感。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创造力了呢？我们的领导人在呼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可我分明看见，这个灵魂有些丧失了灵性。 回到教育领域，下面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吗？ 在我们的教育中，双基教育抓得太多，基础是扎实得世界敬仰，但也丧失了创新能力培养的机会。 在我们的教育中，政治学得太多，曾经一个大学生，要学八门政治相关的课程，而这些课程只需要死记硬背，这些东西不可能也不允许创新。 我们的学校中，该学的没有学会，不该学的却学了很多。我们只告知学生该怎样看待问题，但却没有告诉学生如何思考问题。 在我们的学校中，总是有一些权威，不允许质疑，逐渐地，我们也丧失了质疑的能力，然而，不对旧有的东西有质疑，又何来新的想法？ 个人一个直觉：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一个共同点是对权威的质疑，只有在日常的民主生活中，才会培养出人的“怀疑一切（马克思语）”的精神，然而，我们的社会却处处是权威，什么都不允许怀疑。这恰恰是我们创造力丧失的根本原因。 这种想法对吗？看书不多，胡思乱想而已。总之，在这是个庸俗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大师，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可怜的事。

【还是采用老办法，我用评点的方式来回答一潭死水的问题吧。】 　　首先，很感谢迟博士能够正面解答心理学界目前的怪现状。 　　从我的角度其实并不是很悲观的看待现在中国的心理学。曾在一个论坛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给我的触动很大，”有人问，学心理学有什么用？我想回答的是，想容易找个好工作的话，心理学一点都没用，但想了解自己，再没有什么比心理学更有用。”相信这对现在正在或者即将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适用的观点。如果只是为了功利而在这个领域内混的话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相信在其他的领域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正是出于对心理学的真心热爱，爱之深才会责之切。这点是博士不会反对的，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观点。 　　【迟：先说两句题外话：一是不知道一潭死水是否确认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如果是，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骄傲；如果不是，也向你表达一下作为一名教师对发现一名好学生的惊喜。二是我上次回复中有一些地方可能误会了一潭死水，把你理解成为了一名整天想着心理学如何应用的功利性的学习者，毕竟，我们见到这样的学生太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对心理学的内部问题的讨论了，这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再怎么激烈的讨论都不为过。 　　如果说在人类过去的这么多个世纪的进化中，主要是为了解决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解外在的世界。那么在今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了解人类自己将是一个更加迫切和艰难的历史问题。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心理学将是未来人类最迫切需要的学科。这样的学科肯定是需要有非常好的方法论才能发挥其无可比拟的伟大能量。 　　那么要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既然心理学坚信自己是科学的国度中的一名成员，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可以从科学中得到启示。 从我的观点说，科学自从文艺复兴之后有了真正实质性的飞速的发展，关键还是这个时期的出现了一些十分伟大的方法论上的创新，其中最为卓越的成就就是归纳和演绎思想的出现。我个人觉得这是科学之所以飞速发展的很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具体的理论形成中无不贯彻这种思想。公认的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心理学也正是因为应用了这种思想。这似乎是一种准绳，科学的准绳。 　　【迟：以上是你”但是”之前的论述，不必有更多讨论】 　　那么，将视野拉回心理学，我发现，在过去的心理学发展中，不是很严格遵从这点的理论似乎也是有的，包括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中的一些（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具体理由很多此处不便说全）。佛洛依德的那一套谁都不能说对但谁也不能说是错的。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人本主义讲得很好，但是”自我实现”这些东西恐怕也是很难量化和操作化的。据我所知，现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是社会文化历史研究方法，讲的更多的也是像社会科学那种质的研究。从量化研究到量质并重，这些事实恐怕是不能否认的。所以，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是研究方法并无好坏之分，关键是人们怎么去看待这些方法。 　　【迟：关于美国比较流行的心理学质化研究问题，我想说一点不同的观点。 　　确实，美国的心理学当前出现了一些精彩的利用更具社会科学色彩的心理学研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心理学研究也应当把注意焦点转移到质化研究上来，我认为不尽然。我们知道，不管是量化研究还是质化研究，都有各自的适用对象和内容，难分孰优孰劣，就如你所说并没有好坏之分。质化和量化研究在某种层面上互补性是非常强的，换言之，量化研究的缺点可能恰恰是质化研究的优点所在。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现在人文色彩较浓的心理学质化研究正在逐渐流行？ 　　个人认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科学色彩较浓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成熟，而量化研究的一些弊端也不断显现。在当前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被主流心理学重视的质化心理学研究又重新抬头，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质化与量化研究，其实是科学心理学发展史的两端，心理研究就是在不同两种取向下不停摆动，心理学也藉此向前发展。你所说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等的发展也是在不同研究范式的强调下不断进步的。 然而，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所更要认识到的是，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些变动，是在科学心理学相对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产生的。而中国的心理学，不要说科学性已经完备，就是对于许多本专业的研习者而言，科学精神是否成为一种常识性的存在都成为一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便冒然转换努力方向，更多精力去集中于质化研究，我觉得条件并不具备。套用一句胡适当年的话，中国人反科学，还没有资格（大意）。其实，我们心理学，包括更多的社会科学，缺乏的是理性科学精神的培养，而不是看到国外有人反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便跟着效仿。 　　顺便说一句，国外的利用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法来对心理学展开考察，是否成为一种流行，是否真的成为主流，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的。许多人在引进国外资料时，往往按照自己的喜欢，创造了一些虚假的流行。而这种国外的流行，有可能在国外也更多的是赚眼球的功能，带有了夸张的色彩。不信可以把国外排名靠前的心理学杂志，都排列出来比一比，你就可以看到是什么研究占据着主流和真正的流行。】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量化”研究这么受宠，有着这样的原因： 　　一，量化研究可以立竿见影，短平快的方法在中国是不乏受人欢迎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趋向，中国的心理学有着众多的心理学”量化成果”，但却没有一些成型的好用的理论。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的心理学只能是永远的”替西方心理学打工”。 　　二，质化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人愿意花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去研究一样东西。这是我们的体制不允许，也是因为领域内没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从这点上看，迟博士所说的”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开展研究，允许一些”无用”的研究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学科发展的必须。”显然也该适用于我以上所说的咯。事实上呢？ 　　【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中国心理学刚刚恢复和发展的时候，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都存在的。至于量化研究逐渐在学院派中更为受宠，并非谁刻意打压的结果，其实量化研究的流行只是适应了时代精神的结果。当然，量化研究的流行也存在你所说的原因，然而，质化是否就能避免这些”立竿见影、短平快”的问题呢？我曾经和一个做毕业论文的学生有过交流，当时，他做的是调查研究，但由于当初问卷设计的问题，回收的数据很不理想，但也得毕业啊。于是我建议他，赶快去做几个访谈再辅之以个案，把量化研究改成质化研究，因为质化研究的质量如何大家也说不清，他这样做了，顺利地毕了业。可以说，国内的一些研究现实并非量化研究的过错，方法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 　　有些教授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想体现自己的学术水平只能往基础研究领域混。应用研究想出名是很难的。水平太低。这样的观点恐怕就可以解释博士的疑问：”中国心理学界，是否应该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将这么多的心理学精英人士去搞基础研究，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更多的学者们，研究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问题，也让公众体验一下心理科学的魅力”。所以说这不是单个人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个环境太浑浊了。有些有想法教授也深谙这个道理，经常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心理学不应该这样，你们以后有能力一定要改变它。呵呵，教授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体制内的学生又情何以堪呢？所以，在心理学史上我特别佩服华生。他能够做他该做的事，心理学在他的手上才真正显示出了威力。不管是经院派的实验研究还是社会广告心理学，他都能使心理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然这是多余的话了。 心理学自称是中间科学其实也只是无奈之举。毕竟他哪边都不完全是。但是，我想如果真的一定要区分心理学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话，其实标准很简单。众说纷纭是文科的特点。理科的最大特点就是准确，不容更改。 　　我个人认为，坚持心理学的社会科学趋向并不会抹杀心理学的生命力。相反，社会科学趋向说不定可以带来心理学发展的”第二春”甚至是”第叁春”。原因很简单，”众说纷纭”的特点提供了一个很广大的视野。我们和经院派的”泰斗”（或者说是”学术权威”）之间可以有平等对抗的权利和空间。这是我们中国心理学现在所缺乏的。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都是很优秀的。只要给大家一个共同平等的平台，相信有很多的有为青年会奋起直追，在自己感兴趣的和社会要求的各种领域发挥自己的能量。所以从这点上看，我觉得”允许和包容一些’不合趋势的，离经叛道的，乃至反对权威’的研究的存在和发展，才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更是中国心理学科发展的必须。”争论无禁忌，正是因为有争论，心理学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更好的前进。 　　【迟：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能带来心理学发展的”第二春”吗？我绝对不看好这一点。国内的教育学研究一直以来其实采用的就是你所说的这种取向，也让大家”众说纷纭”，但你看到中国教育学界有什么重大发现吗？中国心理学界确实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这里有理念问题，也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形成，也不会一天解决。然而，坚持一下你所说的”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我认为并不现实。】 　　最后说说博士指正的我们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误解：”以为实验法、调查法等现代科学意味明显的方法只是会研究那些”无聊的”心理认知或者神经问题，其实不然，实验与调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实在很多应用心理学领域都有应用的，包括健康、司法、商业等等，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了解太少了。很多人觉得只有运用质化的方式，才会做出更有意义的研究，这实在是一种偏见。”这里我很诚恳的接受博士的指正。这里有一个事实存在着，那就是我们所接受的是经院派的教育和驯化，没有了解地比较清楚。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但是，另外一方面说，老师没有有意识的引导我们怎么去认识和看待应用心理学，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光是靠自我的积累和探寻，我觉得是挺容易”走火入魔”。更何况，如果所有有志于改变中国心理学经院派研究趋向的现状的教授们可以有意识的去指引，开阔视野，说不定，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些想”假心理学之名行欺骗大众之实”的人们就不得不面对那些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的挑战了。这样的前景是我所期盼的。 　　【迟”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希望中国心理学越来越好！】 　　【附：一潭死水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心理学的现实，另外一个是两种心理学研究范式的比较。现实问题，影响因素太过繁杂，我又”身在此山中”，难以说清。而心理学研究取向的问题，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们探讨下去的。】

关于唐僧领导的西行团队的成功原因： 一、领导选拔得当 为什么是唐僧而不是孙悟空？ 中西领导选拔中的不同侧重点：西方：能力→诚实→爱心；中国：忠诚→关系→能力 二、团队目标明确 团队和个人目标和谐统一。 团队目标：取得真经；个人目标：修成正果 三、善于分工协作 员工有合作，也有竞争。 德者唐僧：领导者 能者悟空：开拓者 智者八戒：亲和者 劳者沙僧：日常工作 关于取经团队中的个人得失问题： 唐僧的总结：以德服人；树立权威（紧箍咒）；亲情管理；分权制衡 悟空的总结：善于学习；抓住机遇；人际关系；忠于职守。问题：急于冒进，不尊重领导。 八戒的总结：宽容；幽默；心态平和；亲和力强，有人情味；和领导关系好。问题：不求上进 沙僧的总结：踏实肯干；任劳任怨。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其实就是一个观音菩萨手下的工作团队。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师徒四人的人际互动，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在工作中团队建设中的一些特点，不妨略作分析。 1.为什么选唐僧作为取经团队的领导？–中国人如何选择领导 　　当初确定下西行取经这个项目的时候，佛祖如来和观世音菩萨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来达成取经大业。虽然如来与观音同属西方人物，但在《西游记》作者的笔下，显然更具备东方人思维的特点。在选择团队领导时，负责实践操作的观音菩萨突出表现出了中国人在确定领导者时的操作模式。管理学的研究发现，西方人在确定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能力、仁爱和诚实。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西天取经的领导者应该是孙悟空。很明显，孙悟空作为当年大闹天空的齐天大圣，从个人能力角度来看，是四人之首的。而仁爱和诚实其实从人才测评的角度来看，难以实操测量和评定，个人之间比较起来也是难分孰优孰劣。但是，在选择西天取经的领导者时，观音菩萨的思维方式明显是中国式的，她毫不犹豫地将领导者的位置给了唐僧。原因何在？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在选择领导者时所考虑的重点依次不是能力－仁爱－诚实，而是忠诚－关系－能力。简言之，中国人在选择领导者时，首先考虑的属下对上级领导是否有一个忠贞不二的依附之心，然后，再看他是否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才想到他的能力如何。 　　与孙悟空比较，唐僧的业务能力简直等于零；而人际关系也不见得更好，（要知道，当年孙悟空在玉帝那里当差的时候，已经建立了比较浓密的关系网的，这也极大便利了自己取经途中工作的开展）。唐僧的长处在于对于取经事业的执著，对于上级领导的衷心。这一点，孙悟空是难以比拟的，而这又恰恰是观音菩萨选择团队领导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相对于另外人等，唐僧对领导的忠诚度无可比拟，他不论真假，见庙烧香，见佛叩头，处处体现出对上级部门权威的尊重。很明显，唐僧的这一点让如来、观音等人非常受用，即使也知道这位白白胖胖的和尚除了一心一意紧跟领导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但也毅然决然地将他选定为取经团队的领导。孙悟空虽然能干，但对领导的忠诚度不够，况且还是黑社会出身，当年就大闹天空让领导头痛不已，属于有前科的人物，怎能重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领导言听计从，忠心耿耿的干部，这一点来说，唐僧当然最为合适。虽然用他来当领导，取得真经的速度可能要受些影响，但取经事业却会保证方向上一点都不会出现问题。 2. 如何管理孙悟空？–中国传统的领导智慧 　　唐僧当上取经团队领导之后，面对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领导孙悟空。对于一个业务能力一般的干部，来领导一个业务能力比自己强得多的属下，确实是一个难题。如何让能力超群但又六亲不认的孙悟空为自己卖命，确实是令唐僧头痛的一个问题。然而，利用古老中国的管理智慧，唐僧在经历了师徒分裂几次小小的挫折之后，竟然成功地驾驭了这个顽劣的猴子。总结唐僧的驭”猴”之术，其实全都是离不开那精华与糟粕同在的传统管理智慧。 　　一是恩威并施。传统中国的领导者都采用自我定位为一个团队的家长，然后对团队的每个个体进行恩威并施的指导和教化，唐僧也不例外。从恩上说，无疑，经过观音菩萨的安排，唐僧将孙悟空从五行山下救了出来，有再造之恩。从传统的思想来看，受人如此之恩，理应用全部的身心来回报的，如果还想到去争夺团队的领导权，是要受到道德良心的制约的。唐僧之所以成为三个徒弟的领导，最重要的基础便是自己他其他三人的救命恩人。然而，对于一个领导者，只得到下属的敬爱还不足够，下属对自己的”既爱且怕”是每个领导者最喜欢的感觉。刚刚开始领导孙悟空的时候，唐僧凭借的只是再造之恩，并没有对孙悟空行为进行约束的能力，最后导致师徒之间的不欢而散。幸好，关键时刻，观音菩萨知道了唐僧领导不利，及时地提供了提升唐僧领导力的紧箍咒，如此以来。恩威并举，时不时念一念紧箍咒，即使是当年大闹天空的孙悟空，也得乖乖跟着唐长老西行去了。所以，在中国做一个领导，必须要向一个大家长一样，既要对属下好，让他们”敬爱”你；也要对属下凶，让他们”惧怕”你，两者缺一不可。 　　二是委以重任。对于孙悟空这样的属下，能力超群、精力旺盛又没有一些不良嗜好，管理起来仅仅恩威并施还是不足够的。唐僧对此的管理便是让悟空去做更多的任务，这里说是委以重任，其实不管是不是重任，反正让这样的属下不能闲着，多分配点任务，以处理他多余的旺盛精力。在电视剧《西游记》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场景是，师徒四人奔波西行许久，人困马乏，找到一个休闲之处，八戒草丛中找一块舒服地方要来一觉了，沙僧也给师傅安排了一块地方自己休息了，唐僧端坐一边，闭目养神之前，随口一声，”悟空，速速化些斋饭来吧”。其他三个人都休息了，孙悟空却一个跟斗翻出去四处化缘了。对于一个能力超群、精力旺盛的下属，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多给他分配一些工作，即使是一些垃圾性的干不出什么成绩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时间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受一个业务能力不如自己的人的驱使了，也便认可了自己的劳碌命。 　　三是分权制衡。分权制衡是当一个下属的业务能力强于自己时，领导者惯用的管理策略，其基本的做法是利用其余下属，对其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防止因为个别人物能力超群等原因，导致其功高震主，对领导地位产生威胁。在刚刚收下悟空为徒的时候，唐僧使用的管理策略主要是恩威并重，做得好了，帮悟空缝补一下衣服；做得不好，念几声紧箍咒。然而，在收下八戒之后，唐僧就更多地利用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管理孙悟空了。取经途中，遇到一些工作问题，两个徒弟往往意见并不统一，一般而言，大徒弟孙悟空的观点一般都是对的，如果唐僧在取经途中处处听孙悟空的，那么相信取经过程一定轻松得多。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唐僧的领导水平会遭到悟空的怀疑，其在徒弟中的威信也会下降。但是，唐僧也知道，如果每次都反对悟空的观点，也会造成徒弟们对自己判断能力的怀疑。这时候，恰好”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利用猪八戒来制衡孙悟空，便解决了唐僧面临的领导难题。正如我们所常见到的，每次取经团队遇到问题的时候，悟空和八戒的观点往往截然相反，而最后的事实证明，悟空的意见大都是对的。那么唐僧会采取谁的意见呢？大部分时候是八戒的，原因何在？采用错误面更大的八戒的意见，除了事情会变得麻烦一些之外，对于唐僧的领导而言，还有一些好处：首先，由于八戒的拖后腿，悟空不得不求助于唐僧来对于两者的不同意见做一个决断，在八戒的牵制过程中，悟空也会认识到唐僧的重要性；其次，本来唐僧对悟空的一些不满，可以通过八戒来传出来，防止师徒之间直接的矛盾和对抗；再次，多采纳一些八戒的意见，可以压一压悟空的气焰，防止其因为一直以来的正确，导致他目无领导……总之，领导、一正一斜的下属这种”铁三角”的关系在中国历来的领导者中屡见不鲜。作为领导者，有的时候并不希望下属之间太团结，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就会有被架空的危险。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常常是善于制造下属之间的矛盾，而他自己却又是这些矛盾的唯一解决者。这样，下属们离不开自己，而自己的领导地位也愈加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僧－八戒－悟空，乾隆－和绅－纪晓岚，他们之间关系的运作模式是一样的。如果唐僧只有悟空一个徒弟；乾隆只依赖纪晓岚一个官员，那么这两位领导者肯定会被勤劳、正确的下属累得半死，做领导的趣味也会少了许多。对于领导者而言，比照于孙悟空和纪晓岚，八戒和和绅的作用并不弱于前者。 3.猪八戒有什么作用？–另类人物的生存之道 　　在整个的取经团队中，猪八戒的业务能力比不上大师兄孙悟空，工作态度比不上师弟沙悟净，然而，他却是整个团队中，除唐僧这一最高领导外，活得最潇洒最舒服的人物。取经路上，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那么，谁在挑担，一般沙僧；谁在牵马，一般悟空。谁在迎日出，送晚霞，唐僧和猪八戒。可以说，取经途中，祸基本是这师徒俩惹的，但活基本上不是他们干的。可见，在取经团队中，猪八戒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人物，其自有一份独特的职场生存之道。细细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不站错队。不管什么争执，猪八戒始终不渝地站在领导一方，和唐僧结成了同盟，一同对付那个”可恶”的孙悟空。充分担当起师傅所需要的制衡孙悟空的任务，深得唐僧赏识。 　　二是善于夸领导。时不时对唐僧美言几句，顺便挤兑一下孙悟空。从来不象悟空那样，怒斥领导”肉眼凡胎，看不出真正的妖怪”。领导在八戒这样的下属面前，感觉会更舒服一些。 　　三是爱打小报告。孙悟空一有风吹草动，八戒那边会立即告知唐僧，即使没有，恨不得也编上几句和唐僧套套近乎。有了八戒这样的下属中的”无间道”，领导者很容易知道下面的情况，更有利于对下属施加影响。 　　四是自我定位低。孙悟空除了降妖除魔的本职工作以外，基本没有什么爱好。而猪八戒则不同了，普通人有的饮食男女之好，他一一占全。可以说，唐僧在孙悟空面前，道德优势并不明显，你唐僧还曾经差一点把持不住，被女儿国国王娶了去，可俺老孙从未有过如此这样的想法。然而，在八戒面前，唐僧却占据着道德上优势，这会令他更显得有领导者的自尊。而在道德上无可挑剔，是唐僧成为领导者的主要依据，而这种感觉，在八戒面前会得到更多。因此，有理由相信，相对于孙悟空，唐僧更可能喜欢八戒多些。 　　五是没有野心。与孙悟空相比，猪八戒以吃喝玩乐为人生目标，其理想简直有点不入流。这也是他常常受到师傅与师兄弟耻笑的重要原因。但这样一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谁都知道八戒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唐僧也不必担心有一天八戒会夺权篡位。而对于孙悟空，唐僧就不得不小心了，曾经当过齐天大圣，原先就是天庭的一个级别很高的领导，并且当年就想与玉帝轮流做皇帝的主，今天流落到自己手下，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将自己取而代之呢。 　　总之，相对于孙悟空，猪八戒会让领导更放心、更贴心、更有自尊心，有这样的下属，哪个领导不会美滋滋的，这也是在中国的各种工作团队中，八戒一样的任务络绎不绝的重要原因。

宋祖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有人可能不同意如此的说法，认为其说话真真假假，行为无常，哪里体现出精明？其实，宋祖德的言行，虽然往往前后矛盾，粗看似乎无规律可寻，然而，如果我们抛却道德标准，把”吸引大众的关注”做为宋祖德行为的主线，他的行为便很好理解。不管说的还是做的，不管真的还是假的，不管道德与否，只要是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宋祖德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看似癫狂的言行之后，宋祖德行使的是一个商人的”注意力经济”的手段，至少他知道，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吸引公众的目光，怎样可以炒作自己。 然而，作为一个商人，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方式有许多种，为什么宋祖德选取了如此特别的方式，这就和其人格有关了。那么作为宋祖德，其人格心理上，体现出了什么特点呢？ 一是自恋。由于宋祖德的行为真真假假混淆在一起，宋祖德的超级自恋言行一开始也令笔者怀疑：他所表现出来的自恋言行是否是故作姿态，以吸引注意力而表演出来的？还是真实的本性流露？我从他参与制作的影视中找到了答案：大家可以注意到，宋祖德一开始所参与的影视作品，多为幕后工作，并不直接走上表演的前台；然而，在后期的一个作品中，如《天堂的眼睛》、《我不是女生》之类的，宋似乎完全成了响当当的第一男主角。如果说，宋祖德的某些言论对一些受众还有一定吸引力的化，那么从他的个人形象而言，用笑容可掬形容还可以，基本上谈不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之类的，更难以说成为标准的大众情人之类的明星了，宋的演技，基本上也可以不做什么期待。可以讲，宋祖德从幕后走上前台，从商业操作上而言，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他为什么又这样做呢？这只能从他的自恋型人格中得到解释了。或许一开始做幕后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形象和演技还有一些客观的看法，但在不停地自我夸耀中，也是一种自我催眠吧，他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线明星。 二是自负。网络时代给自恋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很多自恋者被大众所熟知。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和宋祖德有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卓越超群，魅力无人能挡。然而，芙蓉姐姐和宋祖德也有不同之处，芙蓉姐姐仅仅是单纯的自恋，即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认为自己好，自己是最优秀的。而宋祖德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自恋，即不仅要说自己好，而且要说别人糟，所以，在他的眼中，张艺谋成了”小谋子”、陈凯歌成了”小凯子”，郭德钢从草根变成了”草包”等等，几乎所有的影视名人，都会遭到他的谴责与诽谤。一方面，觉得自己超级无敌，世间第一；另一方面，别人都是没有良心，愚蠢至极。即使别人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在宋的世界中，可以去虚构出一些问题，从而证明自己仍旧的伟大与光荣。 看过宋祖德的几篇博客，在他的文字中，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宋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不会用第一人称代词”我”，而是用”祖德”二字。如， “作为中国目前为止最为优秀的导演，祖德进军影视圈的时间虽然也就那么三四年，但由于祖德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著名诗人，文化底蕴相当的深厚，加之又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早就把老谋子、小安子、小凯子、小刚子之流，远远的抛在了后头，无论是国际上的声望也好，百姓们的口碑也好，老谋子他们与祖德比起来，那还真是望尘莫及。” 为什么与常人不同，用”祖德”自称，这里面的心理原因可能如下： 一是这种用法，将自我视作一个欣赏的观察对象，象称呼陌生人一样称呼自己为”祖德”，就象一个常常照镜子的人，将镜中的自己作为观察的对象。在宋的笔下，充斥了对”祖德”的夸耀与欣赏，其实是一种”对镜自怜”的体现，他爱上了镜中人，并且沉浸在这种自恋中难以自拔。”祖德”的自称反证了前面所说的他自恋人格的倾向。 二是这种用法，更显现出自己的客观性。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自己，我便不是了我，而成了”祖德”。在这里，宋用”祖德”称呼自己，目的是向别人凸现自己的客观性，所以宋也常常强调的，他代表了当前娱乐界的良心与正义。他是一个审判者，其它人都是受审者。用一个”祖德”来自称，便割裂了”祖德”与自己的关系，觉得自己超然于圈外了。用句不雅的比喻，这也是他身在娱乐圈，却常常”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的原因所在。 与宋祖德素不相识，谈不上好感与恶感，只觉得他是个人物，一个有趣的人物。受人之邀，勉强分析，浅尝辄止，不必当真。

一 　　人格教育是当前国内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学者们相关的讨论不少，但取得的共识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格是什么，谁都知道，但谁都说不清！”（What is personality？Everybody knows, but nobody can tell!）（Pervin，1990）正是由于人格究竟是什么都难以精确限定，不同地方、学校的人格教育在实践中也各有侧重。如，有的教育工作者将心理素质作为人格教育的重点，而有的教育工作者却将道德品质培养作为人格教育的关键，还有的教育者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培育作为人格教育的首要目标。虽然大家所倡导和实践的都是人格教育，但实施操起来却千差万别、各具特色。 　　在汉语中，人格教育中的”人格”和素质教育中的”素质”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词。这使得一些人在倡导人格教育的同时，有意无意把”人格教育”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结果，在他们的定义中，什么是人格教育？什么都是人格教育。在如此操作下，人格教育看似恢宏壮观，但实质上，这样的人格教育也就成了素质教育，也就成了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成了教育本身了。而这种人格教育，根本没有操作性，只能是研究者们热议一番，嘴里痛快一下罢了。 　　人格教育的”扩大化”还是和人们对人格本身的认识有关，人格教育的开展必须源自对人格概念清晰而具有操作性的限定。就心理学科而言，人格是一个传统上的研究内容，它所指的仅仅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持久的、带有倾向性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可以用以解释其行为。换言之，心理学上的人格指的就是人们之间彼此不同的行为习惯背后的性格特征。 二 　　那么，心理学是如何对人格进行考察，人们的人格结构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天才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首先提出了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人们的生活中非常明确的、与社会活动有关的个体差异都最终会编码到他们的语言中去；这种差异越重要，它就越可能由一个单独的词来描述。对从自然语言中获得的人格词汇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一组数目有限的特质，用以代表这一语言背景下的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特点。”用简单的话来说，如果想考察人们的人格结构，知道某种文化下人格构成的侧重点，那么通过对语言中相应的人格词汇进行归类整理，就可以据此探究出人格结构构成要素。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关于马的词汇非常丰富，这说明马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类比一下，在某一语言体系中，如果在对人的描述中某类词汇非常丰富，就说明该类词汇构成了该文化内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理念，中西方的心理学者们对不同文化下人格结构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发现。在西方学者的一系列研究中，人们发现了”大五”人格结构，即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格结构主要由外向性（Extraversion）、愉悦性（Agreeableness）、公众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和开放性（Openness）五种因素构成，西方人人格上的差异也主要源自这些因素构成水平上的不同。受西方研究的启发，大陆和港台的一些研究者也采用相同的手段，对中文语言中所包含的人格词汇展开了考察，进而探究出中国人人格构成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以下七方面的内容组成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主要成份： 　　一是外向性，包括活跃、合群和乐观三个因素，它反映了人际情境中的活跃和积极水平，也反映了个人自身的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二是善良，包括利他、诚信和重感情三个因素，它反映的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诚信、正直的内在品质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的特点，是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以及人际交往中的利他表现； 　　三是行事风格，包括严谨、自制和沉稳三个因素，它反映的是在工作中体现出的稳定的个人特点。 　　四是才干，包括决断、坚韧和机敏三个因素，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态度。 　　五是情绪性，包括耐性和爽直两个因素，它反映的是情绪稳定性的特点。 　　六是人际关系，包括宽和与热情两个因素，它反映的是人际交往中温和友好、热情主动的特点。 　　七是处世态度，包括自信和淡泊两个因素，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人生和事业的基本态度。 　　这七种成份被称为人格的”大七”结构，构成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主体，这也是近期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发现。通过这七种因素，不仅可以对一个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做出描述，同时，通过比照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我们也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内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一些基本要求： 　　首先，是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在七个因素中，包含或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人格特点就包括了外向性、善良、情绪性和人际关系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使在情绪这样一个维度上，虽然中西方人格结构中都有所体现，但在中国的人格结构内，情绪维度所反映的并不是所有的情绪性内含，而主要是包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情绪性特点。 　　其次，中国人的人格特质里更多包含社会判断的内容，比如”善良”构成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格的独特维度。中国人在看待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从价值判断、道德品质的角度来区分一个人。这也可以从中国人对人的描述中，带有评价意义的形容词占了最大多数得到验证。 　　再者，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关于工作中的特性描述也比较突出，才干和行事风格因素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工作中的能力、态度以及个人特性的要求。一个在工作中严谨自律、果断灵活的人无疑更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最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也包括了处世态度这一更高层面内容。一个人在对人生事业的基本态度上是否达观自信、是否淡泊明志也是人们所看重的。 　　总之，从心理学的视角中，处世态度、工作表现、人际关系以及道德品质是构成一个人人格主要成份，相应的，心理学眼中的人格教育也应该据此而展开，它包括引导受教育者处理好对自己的要求（”善良”）、与他人的关系（”外向性、情绪性、人际关系”）、对任务的投入（”行事风格、才能”）以及对世界的态度（”处世态度”）等内容。 三 　　可以说，心理学对人格概念的限定并不复杂，相应的人格教育内容亦离操作不远。然而，回望我们当前的教育现实，我们的人格教育开展得足够吗？我们的人格教育做出了实效吗？ 　　答案并不乐观。相对于强大的知识教育的压力，当前国内基础教育中对学生人格上的重视严重不足，缺乏对青少年人际关系的辅导便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方面。一直以来，中国人是强调人际关系的，这在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与以往不同，当前的学生由于国内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常常出生于典型的”421″家庭中，缺乏同龄人交往的基础，学校之外的人际沟通锻炼也少，在同伴交往必然更容易遇到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学校系统内，关于人际关系的辅导应该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知识学习的强调重视，更多的对学生人际冲突的置若罔闻，更多的对学生青涩恋情的不闻不问。笔者接待过的一个案例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家境殷实的孩子多年来学习成绩尚可，但很少和同龄人玩耍。家长还曾经为此窃喜，孩子爱学习而不爱和别人玩岂不更利于成绩的提高，这是好事情啊。然而，现今孩子的表现却令家长忧心忡忡：高中之后，他还是不知如何与人交流，心中虽然渴望融入同学之中，但却处处遭到同伴排挤，最后也因此抑郁寡欢，退学在家。一个学习成绩再优异的人，没有了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内，也难以成为最后的成功者。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而我们的教育者却于此疏于指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许多教育工作者看到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但是，这其中的教育付出与教育成效却往往难成比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人格教育方法上的陈旧和单调。比如，学生的道德品质也一直是教育者关注的重点，但在教育措施和方法上却鲜有进步，导致最终的成效并不明显，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榜样教育的失效。曾几何时，国内大大小小的榜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有了这些榜样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学生们前仆后循榜样而去。不可否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将榜样用到人格教育中却是有条件的。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将一群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撰写雷锋的故事，另一组回答日常生活琐事；同时对他们人格的自尊水平做出测量。最后，提出一个助人的情境，让他们评价一下自己在公车上让座的可能性。结果很有意思，首先，撰写雷锋故事的那组被试并没有因为想起雷锋而做好事的欲望上升；其次，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那些自尊水平比较高的大学生而言，提及雷锋反倒降低了做好事的愿望，他们对自己让座的可能性评判更低。这样的研究至少表明，与小学生真心实意学雷锋不同，当人们知识水平发展到一定层次，榜样的力量会降低；而且，对于那些自尊心颇高的人们来说，极端榜样的提出，可能还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在人格教育中，教育者必须把持开放的心态，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内外多元的教育手段，才能避免我们的人格教育事倍功半。 　　站在一个心理学工作者的立场上，笔者关于人格教育的一个基本建议是：在人格教育内容上，应该做减法，只有精简的人格教育内容才会使得教育实践具备操作性，而不会流于宽泛；在人格教育方法上，应该做加法，只有多元的人格教育方式才会收到更好的教育实效；在重视人格教育上，应该做乘法，希望更多的人在关心学生们的成绩之外，关注他们的人格成长！ 参考资料：《解读中国人的人格》，王登峰、崔红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首先说明一下，此“三高”非彼“三高”，不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而是学历高、收入高、身材高的白领女性，这些女性，在工作和事业上不属于男性，但在爱情上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如果女性三高再结合上“年龄高”这一项，那么在婚姻市场上就会变得更为“滞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白领女性难嫁人的情况呢？ 　　当然，可能会有许多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根源所在，如交友范围过小、交友时间不足，等等。在心理学上，我们可以从男女对于婚恋对象的选择偏好谈起。从爱情的进化论取向来看，人们爱情的目的只有一个，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将自己的遗传基因传递下去。然而，虽然目的相同，但由于男女两性的差异，人们在做出爱情抉择的时候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对男性来说，如何更可能将自己的遗传基因传递下去呢？和许多雄性动物一样，由于男性在生殖活动中付出的努力并不多，所以会采用广种薄收的策略，力图与更多的异性进行性活动，这也是男性容易花心的古老根源所在。此外，尤为重要的是，男性必须懂得，什么样的女性更可以完美地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呢？答案很简单，一是青春，二是美貌。所谓青春，就是年龄要合适生产；而美貌，一般则标志者良好的生殖能力。所以，在更多男性的择偶选择中，优先考虑的一般是年龄和身段，其余的就排在次要地位了。 　　而女性与此不同，由于女性在生殖和养育后代的过程中的消耗比男性大许多，所以，女性在择偶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那些能提供养育后代重要资源的男性，用通俗地话说，是否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自己后代的成长，自身基因的传递。基于此，男性和女性就体现出重大的差异，男性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和美貌；而女性在寻找配偶的时候，则更看重对方的能力和资源。 　　现在回到三高女士身上，这些女性白领，事业上无疑是相对成功的，而事业上的相对成功也促成其对伴侣的要求较高，她们常常希望自己与那些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的男性结为伴侣。然而，对男性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婚姻市场上得到重视的所谓成功男士而言，“三高”女性事业上的成功在婚姻市场上并不占据优势，如果年龄又有些偏大，那么就更难得到这些内心深处残存动物本性的男人们的青睐了。所以，社会上更多流行的是“女硕士不如女护士”，“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之类的婚姻市场流行语了。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择偶上的差异，在婚恋市场中，受青睐的男性往往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而受青睐的女性则常常是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子。事业成功，可以慢慢来，所以男性往往岁数越大越值钱；而青春容颜，却转瞬即逝，所以女性吸引人的光景往往只有那么几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在择偶的过程中，是存在一个“关键期”的，在年轻的岁月中如果感情是一片空白的话，后来找到更为融洽的感情就变得很艰难。这就如同来广州已经数年，但对于广州话我仍然知之甚少，流利对话更无从谈起了。因为广州话中那些音调的形成，关键期就在两岁之前，后来者学习起来必然困难许多。“关键期”中错过的爱情，可以弥补，但需要更多的努力。相反，男性似乎没有这样一个婚恋的“关键期”，因为男性魅力的重点，不在年龄，也不在容貌，而在于他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有的时候，男性正因为岁数大，积累的经验丰富，才愈发显现出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 　　在好莱坞等世界流行的电影大片中，票房保证的银幕情侣往往是男大女小的老少配，有的时候，即使年龄差距大很多也不要紧，关键要男大女小，如《偷天陷阱》中的那一对男女大盗。好莱坞的片商们深谙男女择偶的关键，你很难看到他们投入巨资，拍一部女大男小的恋情故事。这也是那些白领女性，尤其是白领高龄女性在爱情旅途上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 　　然而，我们必须说，男女婚恋问题，不仅仅是城市白领女性存在问题，农村大龄青年的问题也不少。至于为什么“三高”女士的爱情更多得到关注，无非是这些白领们事业成功和感情失意的落差更大，她们更容易得到媒体的重视，尤为重要的是，她们也是这些媒体的消费者。

　　近期两则关于婚恋的新闻很有意思： 　　一则是，在许多男性成功人士一掷千金做起征婚广告之后，来自美国、身家过亿的一位华裔富姐刘女士也掷出重金，在广州街头派发征婚启示，翘首以待如意郎君。 　　二则是，在广州一些白领聚集的单身男女，开始尝试在“同楼觅爱”的基础上，再缩小范围，以“密码情人”的方式，寻找如意佳偶。组织者为一些单身男女提供独特的含有密码的爱情腕带，然后可以据此去寻找自己的有缘人。 　　两则新闻叙事的事件并不相同，但都暗含了一个事实：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对许多人而言，传统的两性结合方式对于满足今天他们的感情需要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聪明的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古老的情欲需要。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否也意味着，爱情的快餐时代已经来临，寻找真爱，成为越来越多令现代人心焦的事情？ 　　既然谈到“真爱”，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才是真爱呢？关于婚恋的定义，虽然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形成的认识也有其相似之处。传统中国人的爱情理想，常常是从友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更为认可的是，两小无猜然后水到渠成，最终成为佳偶。经典的爱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同窗三载再倾心相爱型的，而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般干柴烈火一见钟情式的。但传统中国人的现实中的婚姻，却更多的与爱情无关，结合的双方根本不用操心，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决定权，但也落得个省心。 　　然而，到了今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故乡，在陌生而冷漠的异乡中打拼生活，传统乡村中国的那种两小无猜不见了，而故乡中的父母也不会自发地给我们安置一个理想或者不理想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城市中的年轻人而言（即使是那些成功人士），传统中国婚恋的理想和现实都不复存在，他们是必须自己操心自己，并去寻找一些新的出路，来满足自己的爱情渴望。 　　在寻找真爱的探索中，人们基于现实的情境，采用了一些迥异于传统的方式： 　　在一种方式中，体现对爱情的追求更加赤裸裸，毫无遮拦，直奔婚恋主题。亿万富姐不惜重金，用广而告知的方式来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所体现的是一个生意人的思路，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强调的是投资与回报，人们关注的重点是金钱的收益。在刘女士的重金婚恋广告中，强调的重点与此类似：她投入的是金钱，收获的异性对自己更广泛关注的可能；更表达了一个亿万富姐的经济上的魅力。而对于那些应征者而言，刘女士提供的更多是一个机会。回应富姐的爱情信号，人们肯定会报有不同的心态，有的是为求偶，有的是为求友，有的是为求职，有的是为求财。 　　重金爱情广告，能不能收获真爱，这肯定没有唯一的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寻觅真爱的方式会让一些国人不认可，因为这样的爱情历程，离传统的文化太远了，在这里，没有两小无猜，也没有媒妁之言。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象是爱情活动，更多象经济活动。刘女士对爱情的渴望的心情人们可以理解，但传统观念较重的中国人对这种寻觅爱情的方式绝对不看好。 　　和刘女士赤裸裸的爱情宣言不同的是，同样渴望爱情的一些都市白领运用了一种更巧妙和更隐蔽的方式来寻找爱情。不论是“同楼觅爱”，还是“密码情人”，在这些活动中，虽然参与者的目的和刘女士的婚恋广告没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然而，但是其表达形式却有很大不同： 　　首先，这种方式回避了金钱与感情的纠葛。虽然大家都知道钱是好东西，但很多时候，如果爱情和金钱混在一起，还是容易让人对爱情是否真挚起疑心。在“密码情人”等活动中，人们不是象相亲或者征婚广告一样，告诉对方自己品貌端正，有房有车等等，有意无意将自己搞得象一个卖不出去而又待价而沽的商品。白领们的交友方式很难让人直接想到商品交换，没有了金钱的束缚，人们会更容易进行情感上的交流。 　　其次，这种方式回避了肉欲与感情的矛盾。如果你在大街上，对一个看到的女子表达爱意，被爱者虽然内心有些得意，但她会很清楚，你现在更看重的是她的曼妙身姿，而不是她的柔情种种。而采用“同楼觅爱”等方式，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肉欲的接近陌生异性的理由，至少原本陌生的男女，会因此谈谈情，说说爱，而不是开始的时候就想到上不上床，而这种理由，则更容易让人接受。 　　最后，白领们探索出来的浪漫之路更象是一个个有趣的游戏，我们知道，游戏中的人心情最容易放松，游戏中的人也最容易回到孩童时代。在这些“密码情人”之类的游戏之中，男女青年们利用这种孩子般的“过家家”的方式，可以以放松的心态来达成彼此的交流。换句话说，在这种“游戏”中，我们又可以回到童年，重演两小无猜感情发展历程，而这样发展出来的爱情，与传统的爱情理想是暗合的，也会受到更多具有传统观念的人的祝福。 　　不管怎样，有爱情追求的人都是美丽的，祝福天下的有情人！

年轻人总爱搞搞新意思。近期，据说网络已经流行以物易物的行为方式了。所谓以物易物，大概是一些网民在网上互相展示自己用之无趣、弃之可惜的一些东西。看到别人的东西可爱，便可以用自己的东西要求与对方交换，如果对方也认可，那么就成交。总之，因商业交换而发展起来的货币系统在这里失效了，人们重新在最新潮的互联网上实现了最古老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 为什么人们放弃了以往方便的货币交换的方式，采用了似乎更加麻烦的交换方式呢？这里面有什么心理背景吗？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比较成型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人际互动实质上和商业上的经营活动类似，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每种行为都希望自己以最小的投入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当然，在这里，成本和收益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那么，以物易物的这种方式，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从物质上讲，在以物易物中，人们所失去的大多是自己的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物品，而这样的物品对于每个人而言，其心理上的价值并不大，换言之，在这次交易中投入成本不大；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所得到的，却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在心理上，首先会感觉很“抵”（粤语：合算）。 此外，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其实人们更多获得的是一种社会交往上的收益。和网友见面，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影响，时至今日，网恋、一夜情等等的新型社交行为虽然被炒得火热，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往往是内心暗含渴望，但实际行动上还是举步维艰的。然而，通过互联网为媒介的以物易物的行为，却给了大家一个摆得上台面的和陌生网友见面的理由，我们为了交换物品而来，随之附送的是一段新的人际交往体验。正是这样的理由，在以物易物中，真人网下见面的多，而很少会采用你把物品邮过来，我把物品寄过去的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一是增加的交易难度，付出的心理成本增加；同时，得到的收获又有所减少，一次网友见面的机会丧失了。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在网上展示商品，网下通过金钱易物的方式来交换，这不比以物易物更方便吗？人们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其实，相对于金钱媒介，人们之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其原因还在于心理上的。金钱购物，是一种明白的赤裸裸的经济交换行为，而在这种行为中，经济的目的为根本，当人们将人际互动的双方彼此定位为买者和卖者时，便很难进行深入的人际沟通了，用句通俗的话讲，“谈钱，太俗。”而在以物易物中，虽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交换，但在人的心理上，经济买卖的感觉并不强烈，采用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方式，更能营造一个网下交流的氛围。在对彼此物品的介绍中，人们可能更多想像的，不是物品价值如何，而是物品背后的人生故事。以物易物，在经济交换中，确实麻烦了许多，然而，在心灵沟通中，却又使我们收益颇多。 既然以物易物的好处，更多地在于人际互动。那么，为什么人们不采用网友见面的交往方式呢，还这么麻烦干什么？如前所谈，虽然坊间谈论很多，但网友见面的举动并非是一种大众行为，人们并不一定习惯以交往为目的的赤裸裸的网友见面行为。而在以物易物中，与网友见面相同的是，确实是互联网上的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谋面了；与网友见面不同的事，有一个网友见面的掩饰性的目的，以物易物。在这样的目的下面，人们彼此的人际交流进可攻，退可守，理由充分，方便得很。 最后也说一下，什么人在以物易物？当然是年轻人了，这个阶段的人社会欲望最强盛，巩固老朋友，发展新朋友几乎是每个人的愿望。同时，年轻人也最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在当今这个压力无限的时代，回归到人类的童年，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找点新鲜的刺激，顺便慰籍一下我们那寂寞的心灵，何乐而不为呢？

“双抢重镇”广州近期发生了一起颇有意思的抢劫案，一个劫匪当街抢劫了一位阿姨的皮包。数日后，在被抢者通过手机短信的请求下，抢匪又将其中的一些关键证件通过邮局寄了回来。而且，还附了一封道歉信，原文如下： 我不知道您已经超过50岁，我看上去超过50岁的人我都不会抢的，您是第一个，因此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您发的短信，我和拍档都看到了，不过他一看到就把卡丢掉，另外一张电话卡是洗包时发现的，我偷了拿出来，给您女儿（编者注：应为“侄女”）打电话想要个邮政号码，把证件寄回去给您。谁知她不说，还叫我去派出所。银行卡您挂失再办吧，我把这几张作用大一点给您寄回去，以上是我个人做的，给我拍档知道肯定挨骂了。其行实我本人很不想做这行，觉得好种是这个社会逼出来的铀。你说的酬谢，那不必了。 （原文链接：http://www.ycwb.com/xkb/2006-10/27/content_1258912.htm） 事件发生后，《羊城晚报》的记者打电话来，要我据此事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此前，对此事我只是在报纸上扫了一下新闻标题而已，并没有特意关注。根据记者的介绍，我也发表了几点看法，随后也发在了次日的《羊城晚报》上。不过，也许是篇幅所限，最后报纸所采录的本人观点基本是无关痛痒的几句话了。好在有博客，可以将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出来，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 刚听到记者的电话时，我的第一感觉这不应该是什么心理问题，应该属于社会问题，就象网络中有些人谈到此事的标题，“抢匪的道歉信也是求救信”，这本来就是一个良心未泯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生活无奈的呼救之声，这件事，更需要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而不是心理学工作者对此做一些有用无用的所谓分析。 然而，话说回来，就此事件而言，能不能做一些心理分析呢？当然可以，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嘛。在抢匪良心未泯的背后，也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学意义的： 首先，抢匪的“道歉信”就很特别。从新闻的角度，道歉信是这则新闻的“新闻眼”。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说，道歉信则是抢劫案件中的“识别标志”。所谓识别标志，是指那些不是为了完成犯罪而做的事，而是为了表达犯罪人情绪而做的事。从完成抢劫获取财物的目的来看，道歉信纯属多余，然而，对于表达犯罪人情绪而言，它却成为一种必须。那么，就此事件中的道歉信而言，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表达自己对被害人的歉意之外，其实泄漏出了抢匪的一些心理活动。据此可以推测的是，抢匪是一个自视颇高的人，在他内心深处，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道德、不仁义的人，他不希望别人将他与更多的抢匪混为一谈。在他的道歉信当中，首先便强调了自己抢劫的“原则”，50岁以上的人不抢，给出一种“盗亦有道”的解释。其实，对更多的双抢份子来说，用抢劫作为谋生的手段，根本就是在搏命，也不会想这么多。就是因为他还自认为是个“盗亦有道”的抢劫者，是一个有自尊、有人格的人，那么，他必须对自己的抢劫恶行做出解释。在有良心和抢劫犯的矛盾之间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所以便给自己定下“50岁以上不抢”的原则，并用道歉信、邮回主要证件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错误，进而维护自己的那一点可怜的自尊。 其次，从道歉信的表述来看。语句比较清晰，逻辑性较强，估计应当有初中或以上的文化。一般而言，文化太低的抢匪，由于受教育不深，在文字表述上估计不会如此顺畅，也很少会在抢劫之后，如此“婆婆妈妈”地道歉。通过道歉信，可以看到他的表述结构：解释自己的抢劫原则——道歉——表明自己和别的抢匪不同——自己做了悔过的努力——将自己的恶行归结为社会所迫。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良心与自尊尚在的抢劫者对自己错误的解释和内心的挣扎。 最后，抢劫者是个年轻人，而且是个犯案不多的年轻人，或许来广州的时间也不长。知道这一点很简单，如果是一个抢劫惯犯的话，哪里有什么闲心在抢劫之后忏悔，还不如再次策划一个更有价值的抢劫案更划算。而且，如果抢劫之后都有道歉信的话，那么这则新闻已经不会是新闻了。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很少能向当年的行者武松一样，在快意恩仇地干掉若干人等，然后在墙上告诉刑侦人员一声，“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现在的社会变了，人心也变了。 记者采访，强做分析，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