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大家走动的圈子狭小而固定，如果只在利益的驱动下与人交往，别人上了一次当后就学乖了，而你在圈子里也将被视为“势利”小人，再难立足。如此，便促成了提倡“深耕”的友谊观。
而现在，人们的交际网络极速扩展，没有充足的精力经营每一段关系，传统的“熟人社会”也慢慢向“生人社会”转变。再而个人的流动性日益增加，“速战速决”的泛而浅的交往大行其道，所以很多人

与西方人不同，我们中国人从来就认为，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可能是神秘的心灵问题，但更主要是综合性的现实人生问题，故不可能完全由科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解决，自然，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也就缺乏最终的权威性。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从业人员是否有保护当事人隐私的真诚，而是心理咨询专家有可能在一个权利不平等的文化氛围中无意间泄露或实际上无力保全当事人的隐私，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普遍存在一个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

中国人注重关系，而西方人重个体。中国人要将事物放在大背景下看，要放在历史中评。中国人关注更加广阔的知觉和概念的范畴，强调事物间的关系、变化。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事先规定好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关注背景环境对生存更加有利。西方人则就事论事。因为他们来自社会的约束相对较少，不用估计那么多，只管朝着自己的目标行事就可以了。
是不是在为东西方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而惊叹呢？他们的想法怎么这么奇怪？有些事不是将心比心就可以的。文化心理学家Richard E. Nisbett曾经以为心理学已经可以解释所有人类的行为了（当然那时的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于是写了本书叫《推理的法则》（Rules for Reasoning）。他本来很得意

日前，美国哈佛大学的神经学家Adrian鄄naJenkins和同事研究了大脑腹内侧前额皮质区域(vMPFC)，研究结果揭示，当评判与我们相似的人的看法时，动用的大脑区域与考虑自己时所用的大脑区域相同，而当判断与我们不相关的人的看法与感觉时，这一大脑区域并不包括在内。这一研究的相关论文发表在3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晓林介绍，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对社会成员或群体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并以此种方式进行折射，影响人们对其他成员的观点、思维、情感等的判断与推测。在社会情境下，人们常根据这种刻板印象将他人分为跟自己相似的和跟自己不相似的，从而在评价时进行区别加工。从这篇文献来看，判断和自己相似的人与判断自己时，vMPFC脑区活动模式一致；而判断跟自己不相似的人时，vMPFC的活动便与在判断自己时有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在推断相似他人的心理时是以自我为参照的。
“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不仅包括自己，还包括母亲等关系亲密的人，而西方人的‘自我’是完全独立的，不包含任何其他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滢介绍说，“西方人的自我独立，意味着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易受到任何其他人的影响，即便是父母。中国人的‘自我’还包括种种与之关系密切的人，所以决定事情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意见，还会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想法。”
中西方人“自我”意识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许多方面不同的表现，例如在用餐时中国人喜欢“孔融让梨”，西方人则是一人一盘，各取所需；在文化上中国人讲究“和”的艺术，西方人则鼓励个性的充分发展。
对vMPFC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是由独特的神经机制调控的；而中国人互倚型自我依赖于自我和亲密他人的神经机制的重叠。
既然中西方人控制“自我”的机关都是vMPFC，那么为什么在中西方两种文明中，这一区域在发挥控制作用的同时却又有不同表现呢？
“文化可以影响大脑。”朱滢说，“自古以来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和为贵’，中国哲学不讨论个人认同问题，强调社会对个体自我的约束，从而展现出自我的局限性；西方哲学讨论个人认同问题，强调自我的主动性”。这种特别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联系的中国文化导致发展出自我与亲密他人（如母亲）同一的神经机制；而特别强调个人独立的西方文化导致了自我与亲密他人分离的神经机制。朱滢指出：“不仅大脑调控‘自我’这样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而且文化还影响着大脑的功能组织，这为新兴的文化神经科学提供了新的证明。”
作者：孙梦云来源：http://www.stdaily.com/gb/gdnews/2008-05/09/content_808798.htm